Tuesday, October 21, 2008
我们需要更多黄明志
9月23日,我国网络创作歌手黄明志被警方传召到武吉安曼警察总部问话。武吉安曼商业罪案调查组助理主任卡马鲁丁指出,警方是援引煽动法令条文调查黄明志的案件,一旦警方完成调查工作,会把此案交由副检查司决定下一步行动。这很显然是国阵政府在308大选后的秋后算账。继著名部落客拉惹柏特拉和黄泉安等人之后,再有一名网络部落客遭对付。由此事看来,大马言论自由空间始终还未摆脱被国阵政府打压的梦魇。
黄明志去年7月将其制作的《Negarakuku 我爱我的国家》音乐短片放上网供全世界欣赏,引起了广大马来西亚人民的关注。他的作品以反讽的方式,唱出了大马警察贪污、宗教不自由、华人利益被剥削、华文教育不被重视、公务员服务态度不佳、政府偏袒特定族群等等弊端。其朗朗上口兼引起共鸣的口语化歌词和节奏风靡一时。
不管黄明志的作品是否有不当的言论,也不管当初他写该作品的动机是什么,也不论其作品的遣词用句是否粗俗,我只单纯的从他制作《我》这作品的行为来看,我判断黄明志没有错。理由很简单,这是他个人的抒发情感方式,他理应享有这样的言论自由权,也应受到所有人的尊重。著名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正是这个意思。若他有言论不恰当之处,就由其他人来驳斥它吧!真理难道不是放在种种言论相互驳斥、撞击的实际考验土壤里才能得出的吗?
其实,我国应该出现更多类似黄明志这样敢敢以真面目亮相站出来说真话的勇敢人民。试想想,如果“黄明志”(暂作为勇敢人民的代号)看到警察“收咖啡钱”的情景,立刻拍下录影放上网公告天下,传得满网飞,我们的政府会没有肃贪的压力吗?如果“黄明志”亲眼目睹公务员办事缓慢的效率,立刻拍下录影再作首歌制作成短片,让“一流建设,三流服务”赤裸裸呈现于全世界眼前,你认为政府会没有改善公共服务效率的压力?除非政府觉得成为全世界笑柄是一种有利宣传我国的方式吧!
可惜的是,许多人另一方面会觉得,这样做太危险,深怕可能会遭政府对付,硬硬被彻生猪肉,“不爱国、煽动、危害国家安全、保护当事人”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和无厘头的理由无所不用其极。我只能说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如果大马真的有千千万万个“黄明志”,一个“黄明志”遭秋后算账又算得了什么?其背后还有千千万万个 “黄明志”齐齐发声声援,逼得全球关注,外商看见如此不民主的环境纷纷止步时,你觉得这时是政府怕倒台,或者是“黄明志”更怕?
(刊登在《火箭报》2008年第9期)
Sunday, September 14, 2008
2008最新大马独立电影奖
最佳电影:《308之夜》
最佳导演: 安华《916之梦》
最佳男主角: 伯拉《梦中人》
最佳女主角: 郭素沁《监狱风云之火箭十三妹》
最佳男配角: 阿末伊斯迈《寄人篱下》
最佳女配角: 陈云清《洗冤录3》
最佳新人: 赛夫《股惑仔之后庭开花》
最具人气: 柏特拉《光头博客》
最佳外国电影 / 最佳编剧 / 最佳特效 / 最佳剪接: 纳吉《人肉叉烧包之蒙古碎尸》
最佳本土电影: 《林甘正传》
最佳成人电影: 《老蔡传奇之同一个房间》
最佳悬疑片: 《C+侦探之一切由失踪开始》
最佳恐怖片: 《午夜凶令之ISA》
最佳旅游宣传片: 《远走高飞之台湾考察团》
最佳电影主题曲: 行动党 《改变》
最佳服装设计: 黄燕燕 《透明睡衣》
终身成就奖: 马哈迪 《黑马王子之重出江湖》
评审团: 大马人民
最佳导演: 安华《916之梦》
最佳男主角: 伯拉《梦中人》
最佳女主角: 郭素沁《监狱风云之火箭十三妹》
最佳男配角: 阿末伊斯迈《寄人篱下》
最佳女配角: 陈云清《洗冤录3》
最佳新人: 赛夫《股惑仔之后庭开花》
最具人气: 柏特拉《光头博客》
最佳外国电影 / 最佳编剧 / 最佳特效 / 最佳剪接: 纳吉《人肉叉烧包之蒙古碎尸》
最佳本土电影: 《林甘正传》
最佳成人电影: 《老蔡传奇之同一个房间》
最佳悬疑片: 《C+侦探之一切由失踪开始》
最佳恐怖片: 《午夜凶令之ISA》
最佳旅游宣传片: 《远走高飞之台湾考察团》
最佳电影主题曲: 行动党 《改变》
最佳服装设计: 黄燕燕 《透明睡衣》
终身成就奖: 马哈迪 《黑马王子之重出江湖》
评审团: 大马人民
Saturday, September 13, 2008
Amani --- 大马版
(1)它主宰马来西亚
它的恶法出众
它的歪理持续五十年
它怎想一世执政?
它可感到羞耻?
种族主义掩盖着未来
(人民)无助与冰冻的眼睛
流泪看天际带悲愤
是控诉斗争到最后伤痛是民众
我向国阵呼叫:
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Tunataku wewe
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2)他 说过要听真话
承诺不用ISA
希望大家说出心里话
他 如今已经食言
清廉光环不再
没有方向领导着国家
(人民)无助与冰冷的眼睛
流泪望天际带悲愤
是控诉斗争到最后伤痛是民众
我向国阵呐喊:
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Tunataku wewe
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3)权力与拥有的斗争
愚昧与偏见的争斗
若这里斗争到最后怎会是和平?
* 注1:(1)的部分使用广东话唱,(2)的部分用华语唱,(3)的部分以广东话或华语唱都可以。
* 注2: 对于没听过Amani这首歌的朋友,可浏览http://www.youtube.com/watch?v=UR6TRSIC8v4&feature=related
它的恶法出众
它的歪理持续五十年
它怎想一世执政?
它可感到羞耻?
种族主义掩盖着未来
(人民)无助与冰冻的眼睛
流泪看天际带悲愤
是控诉斗争到最后伤痛是民众
我向国阵呼叫:
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Tunataku wewe
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2)他 说过要听真话
承诺不用ISA
希望大家说出心里话
他 如今已经食言
清廉光环不再
没有方向领导着国家
(人民)无助与冰冷的眼睛
流泪望天际带悲愤
是控诉斗争到最后伤痛是民众
我向国阵呐喊:
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Tunataku wewe
Amani nakupenda nakupenda wewe
(3)权力与拥有的斗争
愚昧与偏见的争斗
若这里斗争到最后怎会是和平?
* 注1:(1)的部分使用广东话唱,(2)的部分用华语唱,(3)的部分以广东话或华语唱都可以。
* 注2: 对于没听过Amani这首歌的朋友,可浏览http://www.youtube.com/watch?v=UR6TRSIC8v4&feature=related
Monday, August 18, 2008
光辉岁月:鸣谢篇
感谢我的父母一直给我自由选择的空间…… 感谢我的外公、外婆、阿姨等亲戚对我的厚爱……感谢我哥哥远在台湾还常常启发我的思维…… 感谢我家的狗衷心为我们全家看门,让我无后顾之忧……
感谢马大辩论队上下所有成员,我从你们每一位身上都学到许多…… 感谢陈宝诗打败我,让我心中的辩论火苗再度燃烧…… 感谢新青年所有成员对校园民主所作出的贡献…… 感谢所有中文系老师对我这逃学威龙的无限包容……感谢所有曾经帮助我临考试前抱佛脚过关的所有同学……感谢邹宇晖带我上云顶见见世面……
感谢泉利茶餐室卖nasi lemak 的professor 以及卖猪肉粉的auntie ,感谢你们风雨不改地为我提供服务,让我吃饱有力气上课…… 感谢我的“火箭车”,在大学期间让我行动自如…… 感谢Beyond及伍佰,你们的歌曲教会我要敢敢去创造一切无限的可能……
感谢马大的守卫以及某些教职员,让我见识到大马社会缩影中的黑暗面…… 感谢所有曾经中伤我的人,让我在出社会之前意识到人性的丑恶……
以上所有一切人与物,造就了我有如此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涯,多谢晒!
感谢马大辩论队上下所有成员,我从你们每一位身上都学到许多…… 感谢陈宝诗打败我,让我心中的辩论火苗再度燃烧…… 感谢新青年所有成员对校园民主所作出的贡献…… 感谢所有中文系老师对我这逃学威龙的无限包容……感谢所有曾经帮助我临考试前抱佛脚过关的所有同学……感谢邹宇晖带我上云顶见见世面……
感谢泉利茶餐室卖nasi lemak 的professor 以及卖猪肉粉的auntie ,感谢你们风雨不改地为我提供服务,让我吃饱有力气上课…… 感谢我的“火箭车”,在大学期间让我行动自如…… 感谢Beyond及伍佰,你们的歌曲教会我要敢敢去创造一切无限的可能……
感谢马大的守卫以及某些教职员,让我见识到大马社会缩影中的黑暗面…… 感谢所有曾经中伤我的人,让我在出社会之前意识到人性的丑恶……
以上所有一切人与物,造就了我有如此多姿多彩的大学生涯,多谢晒!
Tuesday, August 5, 2008
光辉岁月:新青年篇
当年在我入学前,从《星洲日报》里一则广告获知由马大新青年协会主办的大学新鲜人入学须知巡回讲座的消息,后来就在某个星期天早晨搭巴士去尊孔独中听一听。
当天出席的嘉宾包括拿督翁诗杰、郭义民先生、林猷荃先生。记得当时的我看过这群来自马大新青年协会的学长、学姐们制作的多媒体呈现以及三位主讲人(若没记错,是纪国裕、叶浩琛、许志兴)的讲解之后,心里在想:原来马来西亚的大学还是有救的,马大也有有理想的学生,这个组织正是这样,虽然当时我还搞不清楚新青年到底是搞什么的。除了在报章上读过一些时事评论员写关于大学生的社会使命之外,我很少听到大学生跟我讲大学生是社会的良知,大学生要有理想,也大谈大专法令等等。当天讲座结束时还买了一本《变形记》回家读。
后来,我在马大迎新周期间看到纪国裕走上DTC舞台,坐在那里,我那时恍然大悟原来他是马大学生理事会的副主席!(注:马大在2004之前是由青派执掌学生理事会)这又让我对新青年这组织更刮目相看。开学后,夏梦琦学姐拉我和邹宇晖参与新青年举办的电影分享会、口才训练班,渐渐地融入成为新青年的一员。2004年的校园选举,我帮新青年进行助选工作,我当时是跟着攻打校园区的David在每个学院跑动分派竞选传单、拉票。无奈,我加入马大的那年正是校方运用“洗脑策略”+ “移动票箱策略”+ “打压策略”等等威迫利诱、不择手段让亲校方阵线胜出的综合策略运用奏效的第一年。那年,看到了许多事情,成长了不少。
2004年校园选举之后,新青年协会改选,我被选为中委之一,成为文宣组副组长。很快的,第一学年过去了,我逼于无奈在没有任何贡献的情况之下选择辞掉新青年文宣组副组长一职。在这里,我想对全体新青年同仁说声抱歉,我对我无力在新青年最艰难的时期与大家一起同甘共苦感到惭愧,虽然我后来在2007年校园选举为新青年创作了一首风靡全马大的竞选歌曲——UM kuku。
如果你问我我的大学生涯里遗憾的事是什么?我觉得其中一件事就是:我没有搞好新青年。无奈,人生不可能再重来,唯有寄望新青年的学弟妹们继续努力,为塑造一个民主的校园奋斗下去。新青年,加油!
当天出席的嘉宾包括拿督翁诗杰、郭义民先生、林猷荃先生。记得当时的我看过这群来自马大新青年协会的学长、学姐们制作的多媒体呈现以及三位主讲人(若没记错,是纪国裕、叶浩琛、许志兴)的讲解之后,心里在想:原来马来西亚的大学还是有救的,马大也有有理想的学生,这个组织正是这样,虽然当时我还搞不清楚新青年到底是搞什么的。除了在报章上读过一些时事评论员写关于大学生的社会使命之外,我很少听到大学生跟我讲大学生是社会的良知,大学生要有理想,也大谈大专法令等等。当天讲座结束时还买了一本《变形记》回家读。
后来,我在马大迎新周期间看到纪国裕走上DTC舞台,坐在那里,我那时恍然大悟原来他是马大学生理事会的副主席!(注:马大在2004之前是由青派执掌学生理事会)这又让我对新青年这组织更刮目相看。开学后,夏梦琦学姐拉我和邹宇晖参与新青年举办的电影分享会、口才训练班,渐渐地融入成为新青年的一员。2004年的校园选举,我帮新青年进行助选工作,我当时是跟着攻打校园区的David在每个学院跑动分派竞选传单、拉票。无奈,我加入马大的那年正是校方运用“洗脑策略”+ “移动票箱策略”+ “打压策略”等等威迫利诱、不择手段让亲校方阵线胜出的综合策略运用奏效的第一年。那年,看到了许多事情,成长了不少。
2004年校园选举之后,新青年协会改选,我被选为中委之一,成为文宣组副组长。很快的,第一学年过去了,我逼于无奈在没有任何贡献的情况之下选择辞掉新青年文宣组副组长一职。在这里,我想对全体新青年同仁说声抱歉,我对我无力在新青年最艰难的时期与大家一起同甘共苦感到惭愧,虽然我后来在2007年校园选举为新青年创作了一首风靡全马大的竞选歌曲——UM kuku。
如果你问我我的大学生涯里遗憾的事是什么?我觉得其中一件事就是:我没有搞好新青年。无奈,人生不可能再重来,唯有寄望新青年的学弟妹们继续努力,为塑造一个民主的校园奋斗下去。新青年,加油!
Saturday, May 10, 2008
光辉岁月:辩论篇
我在初中三时,观赏过一些辩论赛,那时候对辩论并无多大的兴趣,我当时心里在想:若我支持的是正方的立场,偏偏却抽中反方的立场,那岂不是口是心非吗?连自己都不相信,这样怎么说服自己和大家?这是我在中学时期对辩论的刻板印象。
既然中学时期并无兴趣,为何进入马大之后却参与辩论活动?这须从2003 年的第九届全国大专辩论会说起。当时的全辩在《星洲日报》宣传做的很好,加上当时获悉“百万富翁”节目主持人胡渐彪是马大辩论队出身的,我开始对辩论有些好感,从此便把辩论列为“可以在大学时期一试”的活动。
后来,我选择进入马大(另一选择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机缘之下认识到三位在中学时期都有辩论经验的邹宇晖、熊志伟和刘汉菘,便组织了一队名为“鱼腩队”的队伍参与了2004年马大校园辩论赛。结果,我们“鱼腩队”后来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险胜如今已是著名新闻主播李晓蕙所率领的“豆腐军”(队伍名字,并非骂他们),拿了冠军!之后,我这个辩坛“菜鸟”实在荣幸以“马大校园辩论赛冠军”身份代表马大出战对垒“赛柏再也多媒体大学校园辩论赛冠军”的友谊赛。那是我大学第一年的事。
第二学年,由于我在第一学年的成绩不甚理想之故,当时的我以“把学业成绩拉回正轨”为第一考量,因此淡出辩论队。第二学年,也是第十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十辩)举办的时候,我在观众席上看着新进的辩论队成员一起喊口号,为马大队打气时,也很想融入进去一起喊。十辩之后,中文系举办了一场“红楼梦辩论会”,我也有上场辩论,记得邹宇晖还拉了一大堆辩论队成员捧场。那场“红楼梦辩论会”让我重燃心中对辩论的火苗,遂在考完第二学年的考试之后毅然重返马大辩论队。
当初决定要重返辩论队感觉还蛮尴尬的,虽然年龄比新进的成员年长,但经过一年辩论空窗期的我实力明显与新进辩手有一段距离,但当时的我并没想这么多,只是希望尽情辩论、提升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大学生涯留白。
后来的发展如今回想起来其实感觉有点不可思议。怎么说?我重返辩坛之后的参与的第一个赛事 —— 第二届新愿景辩论联赛成功协助马大多的冠军,其中一场对垒国油大学的比赛我还意外当选“最佳辩论员”!令我更始料不及的是,后来还帮助马大夺得第二届中华杯邀请赛冠军,还远征台湾成功带领马大夺下第三届亚太区华语辩论赛冠军。虽然我由始至终只不过是候补和担任领队,似乎扮演无关紧要的角色,但我一直记得周星驰的教诲:临时演员都是演员!我明白一部好的机器,也不能缺少哪怕一颗小螺丝,因此我始终以“专业”的精神全力扮演好自己在马大辩论队被赋予的角色。
我一直都以身为马大辩论队一员为荣,并非因马大队曾获得很多赛事的冠军,而是我能够在队里认识到许多很优秀的人,并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许多,如林猷荃、余福祺、彭雪琴等等。可以这么说:若我在马大的日子没加入辩论队,我会失去太多学习的机会,我的大学生涯绝对不会精彩!总结一句,参与马大辩论队是“超值”的!
既然中学时期并无兴趣,为何进入马大之后却参与辩论活动?这须从2003 年的第九届全国大专辩论会说起。当时的全辩在《星洲日报》宣传做的很好,加上当时获悉“百万富翁”节目主持人胡渐彪是马大辩论队出身的,我开始对辩论有些好感,从此便把辩论列为“可以在大学时期一试”的活动。
后来,我选择进入马大(另一选择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机缘之下认识到三位在中学时期都有辩论经验的邹宇晖、熊志伟和刘汉菘,便组织了一队名为“鱼腩队”的队伍参与了2004年马大校园辩论赛。结果,我们“鱼腩队”后来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险胜如今已是著名新闻主播李晓蕙所率领的“豆腐军”(队伍名字,并非骂他们),拿了冠军!之后,我这个辩坛“菜鸟”实在荣幸以“马大校园辩论赛冠军”身份代表马大出战对垒“赛柏再也多媒体大学校园辩论赛冠军”的友谊赛。那是我大学第一年的事。
第二学年,由于我在第一学年的成绩不甚理想之故,当时的我以“把学业成绩拉回正轨”为第一考量,因此淡出辩论队。第二学年,也是第十届全国大专辩论会(十辩)举办的时候,我在观众席上看着新进的辩论队成员一起喊口号,为马大队打气时,也很想融入进去一起喊。十辩之后,中文系举办了一场“红楼梦辩论会”,我也有上场辩论,记得邹宇晖还拉了一大堆辩论队成员捧场。那场“红楼梦辩论会”让我重燃心中对辩论的火苗,遂在考完第二学年的考试之后毅然重返马大辩论队。
当初决定要重返辩论队感觉还蛮尴尬的,虽然年龄比新进的成员年长,但经过一年辩论空窗期的我实力明显与新进辩手有一段距离,但当时的我并没想这么多,只是希望尽情辩论、提升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大学生涯留白。
后来的发展如今回想起来其实感觉有点不可思议。怎么说?我重返辩坛之后的参与的第一个赛事 —— 第二届新愿景辩论联赛成功协助马大多的冠军,其中一场对垒国油大学的比赛我还意外当选“最佳辩论员”!令我更始料不及的是,后来还帮助马大夺得第二届中华杯邀请赛冠军,还远征台湾成功带领马大夺下第三届亚太区华语辩论赛冠军。虽然我由始至终只不过是候补和担任领队,似乎扮演无关紧要的角色,但我一直记得周星驰的教诲:临时演员都是演员!我明白一部好的机器,也不能缺少哪怕一颗小螺丝,因此我始终以“专业”的精神全力扮演好自己在马大辩论队被赋予的角色。
我一直都以身为马大辩论队一员为荣,并非因马大队曾获得很多赛事的冠军,而是我能够在队里认识到许多很优秀的人,并从他们身上学习到许多,如林猷荃、余福祺、彭雪琴等等。可以这么说:若我在马大的日子没加入辩论队,我会失去太多学习的机会,我的大学生涯绝对不会精彩!总结一句,参与马大辩论队是“超值”的!
Wednesday, April 16, 2008
光辉岁月:最后的作业
为了让我的四年大学生涯做个总括的记录,故特此在我的部落格上写下我在马大四年的“光辉岁月篇”。第一篇是我的大学生涯里的最后一份作业, 这是我最后一个学期拿的课程叫media dan politik,由人类与社会学系开办的课程。课程主要探讨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当中多以大马的媒体与政治环境作为例子探讨。这分作业是由我和另一位印裔同学一起做的,我是负责做后半部分的。值得一提的是,我在其中引用了英文版《火箭报》的分析评论!这可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了。该份作业题目为:Bincangkan kedudukan kebebasan akhbar di Malaysia dengan berpandukan Press Freedom Index. 以下为完整版。
1.0 Pengenalan
1.1 Akhbar di Malaysia
Surat khabar Malaysia yang pertama dipercayai ditubuhkan pada tahun 1806 di Pulau Pinang. Ia merupakan sebuah surat khabar berbahasa Inggeris yang dianggap eksklusif kepada komuniti yang bertutur bahasa Inggeris dan kakitangan East India Company yang bekerja di Pulau Pinang.
Surat khabar kedua ditubuhkan di Singapura pada 1824 dengan nama Singapore Chronicle. Kemudian menyusul The Straits Times (1845, kini New Straits Times).
Surat khabar bahasa Melayu pula bermula dengan Jawi Peranakan dalam tulisan jawi. Sebuah lagi surat khabar bahasa Melayu, Lembaga Melayu ditubuhkan pada 1917. Tetapi surat khabar yang membawa idealisme, aspirasi, perjuangan bangsa Melayu, agama Islam dan negara ialah Utusan Melayu (1939). Utusan Melayu (Jawi) menjadi alat perjuangan kemerdekaan kalangan nasionalisme Melayu yang terdiri daripada golongan wartawan dan guru.
1.2 Kebebasan akhbar
Erti kebebasan akhbar dalam konteks kewartawanan adalah menulis yg sebenarnya tentang semua perkara tanpa disekat oleh pelaku negara (state actor).
Amalan kebebasan akhbar dikatakan bermula di England 310 tahun lalu. Amalan ini adalah suatu perkembangan kepada konsep kebebasan bersuara yang berakar umbi sejak zaman kegemilangan Rome dan Greek. Kebebasan akhbar kini adalah sebahagian daripada kebebasan bersuara yang dikaitkan dengan amalan demokrasi sesebuah negara.
Mengikut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
1.3 Press Freedom Index
Mulai tahun 2002, setiap tahun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French: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 akan membuat satu ranking mengikut tahap kedudukan kebebasan akhbar di sesebuah negara.
Senarai press freedom index ini akan dibuat berdasarkan respon yg diterima daripada wartawan yang menjadi partner dalam organisasi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melalui survey. Kajian telah dilakukan ke atas 169 buah negara di seluruh dunia pada tahun 2007.
2.0 Perbandingan kedudukan Malaysia dengan negara jiran lain dalam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memperlihatkan Malaysia mencapai pencapaian yang paling teruk sejak index tersebut diwujudkan tahun 2002 dengan menempah tempat ke 124 daripada 169 buah negara. Malaysia telah jatuh secara drastik sebanyak 32 tempat berbanding dengan ranking tahun 2006, dimana Malaysia berada di tempat ke 92 daripada 168 negara.
Lebih-lebih lagi, kedudukan Malaysia dalam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berada di belakang negara-negara jiran kita yang juga sedang membangun. Negara-negara seperti Cambodia (85), Timor-Leste (94), Indonesia (103) pun jauh di hadapan kedudukan Malaysia dalam index tersebut.
Janji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Dato Seri Abdullah Badawi bahawa beliau ingin “mendengar kebenaran” menjadi sesuatu sinis apabila berdepan dengan index tersebut.
Kedudukan Malaysia dalam index ini jelas menunjukkan memang ada sesuatu yang tidak kena telah berlaku dalam sektor media di Malaysia pada tahun 2007. Biarlah kita mentafsir faktor-faktor yang mengakibatkan berlakunya keadaan sedemikian dalam bahagian seterusnya. Secara perbandingan, kedudukan kebebasan akhbar lebih baik di sesetengah negara ASEAN, seperti kampodia dan Indonesia, daripada Malaysia. Ruang lebih luas diberikan kepada kegiatan dan pendapat parti-parti pembangkang dan juga kepada kritikan berani serta benar terhadap menteri-menteri atau dasar-dasar kerajaan.
3.0 Faktor-faktor yang mempengaruhi kedudukan Malaysia dalam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Sepanjang tempoh akhir tahun 2006 sehingga akhir tahun 2007, terdapat beberapa perkara signifikan yang telah berlaku dalam sektor media yang telah mempengaruhi kedudukan Malaysia dalam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Bahagian ini akan membincangkan perkara-perkara tersebut.
3.1 Pengaruh kuasa pihak rasmi terhadap media
Kementerian Keselamatan Dalam Negeri (Ministry of Internal Security) yang diketuai oleh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Dato Seri Abdullah Badawi serta Kementerian Peneranga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yang diketuai oleh Zainuddin Maidin tetap menjadi kuasa utama dari pihak rasmi yang banyak campur tangan dalam penyiaran berita dalam negara. Kebanyakan berita sering dihadkan dari penyiaran media mainstream, kadang-kala perlu mengikuti arahan dan kehendak dari pihak rasmi. Di Malaysia, ruang media boleh dikatakan dimonopoli oleh berita-berita tentang apa yang kerajaan atau pemimpin kerjaan buat dan cakap. Memang sudah lama wujud amalan pihak berkuasa memberikan arahan, galakan ataupun tegahan yang kepada akhbar-akhbar, sama ada oleh menteri sendiri, atau melalui pegawai-pegawai bawahan.
Dengan adanya kemudahan Akta Cetak dan Penerbitan 1984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Act 1984) , Akta Keselamatan Dalam Negeri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Akta Hasutan (Sedition Act), dan sebagainya, kebebasan akhbar di Malaysia dapat dicengkam dengan kuat dan mudah oleh kerajaan sehingga hari ini. Sejak adanya akta-akta tersebut, telah banyak kali kerajaan mempergunakannya untuk memberhentikan penerbitan akhbar. Antaranya contoh yang paling signifikan ialah apabila “Operasi Lalang” dilancarkan pada 27 Oktober- 14 November 1987dimana jumlah terbesar akhbar yang dibatalkan permitnya di bawah ISA. Akhbar-akhbar yang terlibat ialah The Star, The Sunday Star, Watan, dan Sin Chew Jit Poh. (Mohd. Safar Hasim: 1996:291) Mengikut akta percetakan, semua penerbitan tetap mesti mempunyai lesen dan lesen ini harus diperbaharui tiap-tiap tahun. Media yang tidak mengikut syarat-syarat yang dikenakan boleh ditutup. Keadaan ini jarang berlaku kepada media perdana yang dikuasai pemerinth, kerana mereka sentiasa patuh. Tetapi akta ini lebih mengancam ke atas akhbar-akbar yang cuba hendak bebas seperti Watan dan Detik telah diharamkan. Harakah dibataskan penerbitannya, manakala Seruan Keadilan tidak pernah diberikan lesen.
Antara perkara-perkara yang paling menonjolkan dalam menunjukkan penguasaan kerajaan terhadap sudut penyiaran berita sepanjang tempoh tersebut adalah himpunan aman yang dianjurkan oleh Gabungan Pilihanraya Bersih dan Adil (BERSIH) serta HINDRAF (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Ketidakadilan dalam penyiaran berita memaksa Ahli Parlimen kawasan Tenom, Raime Unggi (dari Barisan Nasional) mempertikaikan isu sudut penyiaran berita yang tidak wajar oleh stesyen televisyen milikan kerajaan – RTM, setelah berlakunya himpunan aman BERSIH. “The media gave a very biased coverage of the illegal gathering until it indicated that our country is in a big mess”, katanya. (The Rocket, January/ February 2008: 20) Ini jelas menunjukkan betapa seriusnya perkara tersebut.
Selain itu, media-media tempatan juga dilarang melaporkan respons dan ketidakpuasan orang ramai terhadap dakwaan yang dibuat oleh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Dato Seri Najib Abdul Razak, bahawa Malaysia adalah negara Islam (Islamic state), mengabaikan kenyataan dimana perlembagaan Malaysia adalah bercorak secular.
Ekoran daripada terdapatnya kemudahan pelbagai akta yang disebut tadi, gangguan yang dikenakan terhadap editor-editor media mainstream oleh Kementerian Keselamatan Dalam Negeri dan Kementerian Penerangan adalah mudah dan berkesan. Hal ini lama-kelamaan telah menyebabkan editor-editor tersebut menjalankan proses self-censorship secara automatik demi mengelakkan dari sebarang gangguan dari pihak kerajaan terhadap hal penyuntingan akhbar. Jadi, adalah tidak hairan jika segala kritikan terhadap kerajaan ditapis secara automatik oleh editor-editor.
3.2 Gangguan terhadap Bloggers
Kebelakangan ini, melayari blog-blog telah menjadi salah satu cara bagi golongan masyarakat yang ingin mendapat maklumat dan berita alternatif yang tidak ditapis oleh kerajaan. Pengaruh golongan blogger menjadi semakin besar apabila semakin ramai orang tidak lagi mempercayai media mainstream. Kerajaan BN memang mengetahui pengaruh kuat oleh golongan blogger ini, maka mereka sering mengambil tindakan untuk mengganggu blogger-blogger yang sering mengkritik dan mengheboh-hebohkan ketidakberkesanan dan ketidaktelusan kerajaan BN dalam hal pentadbiran. Contoh-contoh di bawah adalah kes-kes yang signifikan dalam tahun 2007.
Pada January 2007, dua orang blogger Malaysia yang popular iaitu Jeff Ooi dan Ahiruddin Attan menjadi blogger yang pertama didakwa dalam Malaysia. Mereka didakwa oleh sebuah akhbar pro-kerajaan BN, News Straits Times kerana telah menulis sesuatu yang tidak benar dan mencederakan sesetengah pihak.
Pada July 2007, seorang kakitangan biro maklumat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Nathaniel Tan ditahan selama 4 hari di bawah Akta Rahsia Rasmi (Official Secret Act, OSA) kerana dia dikatakan mempunyai link bagi dokumen-dokumen yang membuat dakwaan terhadap Timbalan Menteri Kementerian Keselamatan Dalam Negeri, Datuk Johari Baharom, yang menunjukkan beliau terlibat dalam kes rasuah. (The Star, 14 July 2007)
Pada 23 July 2007, Tan Sri Muhammad Taib dari UMNO membuat laporan polis menyatakan bahawa Malaysia Today (sebuah media online tempatan) telah melanggari Akta Hasutan 1948 dan Akta Komunikasi dan Multimedia 1998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Act 1998) kerana memaparkan tulisan yang melawan Yang di-Pertuan Agong, dan degrade Islam dan menyemaikan rasa kebencian antara kaum pada 11 July 2007. (The Star, 23 July 2007) Editor bagi Malaysia Today, Raja Petra Kamarudin dan isterinya dipanggil untuk membuat penerangan demi perkara tersebut. SUARAM (Suara Rakyat Malaysia) pernah mencabar Muhammad Taib untuk memaparkan article yang dikatakan tidak menghormati Yang di-Pertuan Agong dan agama Islam tersebut, namun ditolak olehnya.
Selain itu, kes-kes lain seperti Tian Chua dan Wee Meng Chee juga memperlihatkan bahawa kerajaan Malaysia mula menakut-nakutkan golongan blogger di Malaysia, supaya dapat mengehadkan kebebasan bersuara dalam dunia cyber.
3.3 Konsentrasi dalam pemilikan media mainstream di Malaysia
Proses konsentrasi dalam pemilikan media memang membimbangkan pelbagai pihak yang mengambil berat terhadap kebebasan akhbar di Malaysia.
Media Prima Berhad yang dimiliki oleh UMNO telah menguasai kebanyakan media mainstream di Malaysia sejak ditubuhkan pada tahun 2003, termasuk TV3, NTV7, 8TV, Channel 9, Hot FM, Fly FM, News Straits Times Press (NSTP), Berita Harian Sdn. Bhd., Malay Mail Sdn. Bhd., dan sebagainya. Ini memudahkan UMNO dalam hal mengawal berita dan informasi yang dipaparkan kepada orang ramai.
Bagi akhbar-akhbar Bahasa Cina yang dikatakan adalah lebih bebas daripada kawalan kerajaan sebelum abad ke 21, juga tidak dapat terlepas dari genggaman kerajaan BN. Setelah mengalami kegagalan dalam pilihanraya kecil bagi kawasan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Lunas,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pada masa itu, Dr. Mahathir berasa geram terhadap akhbar-akhbar Bahasa Cina terutamanya Nanyang Siang Pau dan China Press dalam mengapi-apikan masyarakat Cina dengan isu “Sekolah Wawasan” dan “Suqiu” menjelang pilihanraya kecil tersebut. (Chen Wen Loong: 2007: 6) Berikutan hal itu, parti komponen kedua besar BN, MCA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diarahkan untuk menguasai Nanyang Siang Pau dan China Press pada tahun 2001.
Pada akhir tahun 2006, keadaan kebebasan akhbar bagi akhbar Cina menjadi semakin buruk apabila MCA menjualkan kedua-dua akhbar tersebut kepada Tiong Hiew King, seorang peniaga balak yang terkenal dengan hubungan rapatnya dengan MCA. Lantaran itu, empat akhbar bahasa Cina yang terbesar dalam Malaysia iaitu Sin Chew Jit Poh, Guang Ming Daily, China Press dan Nanyang Siang Pau telah dimiliki oleh Tiong Hiew King.
Jelaslah bahawa kebebasan akhbar telah dihadkan dengan berlakunya konsentrasi dalam pemilikan media mainstream di Malaysia.
4.0 Penutup
Kesimpulannya, keadaan kebebasan akhbar dalam Malaysia pada masa kini adalah tidak memuaskan. Pengaruh pihak kerajaaan terhadap media dengan kemudahan akta-akta yang sedia ada telah mengcengkam kebebasan penyuntingan berita dengan kuat. Walaupun dunia cyber merupakan jalan keluar alternatif bagi kebebasan bersuara, namun kerajaan Malaysia kini juga mula ingin mengehadkan kebebasan bersuara di internet dengan mempergunakan akta-akta untuk menggangu blogger di Malaysia. Tambahan pula, dengan keadaan pemilikan syarikat-syarikat media mula dikonsentrasikan dan menjadi semakin mudah dikawal oleh kerajaan, harapan untuk memperbaiki keadaan kebebasan akhbar di Malaysia adalah tidak cerah.
Walau bagaimanapun, kita sebagai warganegara yang prihatin terhadap kebebasan bersuara di Malaysia haruslah tekad berusaha ke arah matlamat kita untuk mewujudkan keadaan ruang media yang lebih bebas.
5.0 Bibliografi
5.1 Rujukan buku:
1.Chen, Wen Loong. 2007. Rising Up Against Media Monopoly: The Yellow Ribbon Movement In Malaysia 2006. Selangor: 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
2.Mohd. Safar Hasim. 1996. Akhbar dan Kuasa: Perkembangan Sistem Akhbar Di Malaysia sejak 1806. Kuala Lumpur: Penerbit Universiti Malaya.
5.2 Rujukan akhbar:
1.The Rocket, January/ February 2008
2.The Star, 14 July 2007
3.The Star, 23 July 2007
5.3 Rujukan laman web:
1.http://www.cijmalaysia.org/index.php?optio...id=281&Itemid=1
2.http://www.iht.com/articles/ap/2007/01/18/asia/AS-GEN-Malaysia-Bloggers-Sued.php
3.http://www.suaram.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39&Itemid=29
4.http://en.wikipedia.org/wiki/Reporters_Without_Borders
5.http://awalkarya.blogspot.com/2007/06/menuntut-kebebasan.html
6.0 Lampiran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1.0 Pengenalan
1.1 Akhbar di Malaysia
Surat khabar Malaysia yang pertama dipercayai ditubuhkan pada tahun 1806 di Pulau Pinang. Ia merupakan sebuah surat khabar berbahasa Inggeris yang dianggap eksklusif kepada komuniti yang bertutur bahasa Inggeris dan kakitangan East India Company yang bekerja di Pulau Pinang.
Surat khabar kedua ditubuhkan di Singapura pada 1824 dengan nama Singapore Chronicle. Kemudian menyusul The Straits Times (1845, kini New Straits Times).
Surat khabar bahasa Melayu pula bermula dengan Jawi Peranakan dalam tulisan jawi. Sebuah lagi surat khabar bahasa Melayu, Lembaga Melayu ditubuhkan pada 1917. Tetapi surat khabar yang membawa idealisme, aspirasi, perjuangan bangsa Melayu, agama Islam dan negara ialah Utusan Melayu (1939). Utusan Melayu (Jawi) menjadi alat perjuangan kemerdekaan kalangan nasionalisme Melayu yang terdiri daripada golongan wartawan dan guru.
1.2 Kebebasan akhbar
Erti kebebasan akhbar dalam konteks kewartawanan adalah menulis yg sebenarnya tentang semua perkara tanpa disekat oleh pelaku negara (state actor).
Amalan kebebasan akhbar dikatakan bermula di England 310 tahun lalu. Amalan ini adalah suatu perkembangan kepada konsep kebebasan bersuara yang berakar umbi sejak zaman kegemilangan Rome dan Greek. Kebebasan akhbar kini adalah sebahagian daripada kebebasan bersuara yang dikaitkan dengan amalan demokrasi sesebuah negara.
Mengikut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opinion and expression; this right includes freedom to hold opinions without interferenc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and ideas through any media. "
1.3 Press Freedom Index
Mulai tahun 2002, setiap tahun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French: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SF) akan membuat satu ranking mengikut tahap kedudukan kebebasan akhbar di sesebuah negara.
Senarai press freedom index ini akan dibuat berdasarkan respon yg diterima daripada wartawan yang menjadi partner dalam organisasi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melalui survey. Kajian telah dilakukan ke atas 169 buah negara di seluruh dunia pada tahun 2007.
2.0 Perbandingan kedudukan Malaysia dengan negara jiran lain dalam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memperlihatkan Malaysia mencapai pencapaian yang paling teruk sejak index tersebut diwujudkan tahun 2002 dengan menempah tempat ke 124 daripada 169 buah negara. Malaysia telah jatuh secara drastik sebanyak 32 tempat berbanding dengan ranking tahun 2006, dimana Malaysia berada di tempat ke 92 daripada 168 negara.
Lebih-lebih lagi, kedudukan Malaysia dalam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berada di belakang negara-negara jiran kita yang juga sedang membangun. Negara-negara seperti Cambodia (85), Timor-Leste (94), Indonesia (103) pun jauh di hadapan kedudukan Malaysia dalam index tersebut.
Janji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Dato Seri Abdullah Badawi bahawa beliau ingin “mendengar kebenaran” menjadi sesuatu sinis apabila berdepan dengan index tersebut.
Kedudukan Malaysia dalam index ini jelas menunjukkan memang ada sesuatu yang tidak kena telah berlaku dalam sektor media di Malaysia pada tahun 2007. Biarlah kita mentafsir faktor-faktor yang mengakibatkan berlakunya keadaan sedemikian dalam bahagian seterusnya. Secara perbandingan, kedudukan kebebasan akhbar lebih baik di sesetengah negara ASEAN, seperti kampodia dan Indonesia, daripada Malaysia. Ruang lebih luas diberikan kepada kegiatan dan pendapat parti-parti pembangkang dan juga kepada kritikan berani serta benar terhadap menteri-menteri atau dasar-dasar kerajaan.
3.0 Faktor-faktor yang mempengaruhi kedudukan Malaysia dalam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Sepanjang tempoh akhir tahun 2006 sehingga akhir tahun 2007, terdapat beberapa perkara signifikan yang telah berlaku dalam sektor media yang telah mempengaruhi kedudukan Malaysia dalam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Bahagian ini akan membincangkan perkara-perkara tersebut.
3.1 Pengaruh kuasa pihak rasmi terhadap media
Kementerian Keselamatan Dalam Negeri (Ministry of Internal Security) yang diketuai oleh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Dato Seri Abdullah Badawi serta Kementerian Peneranga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yang diketuai oleh Zainuddin Maidin tetap menjadi kuasa utama dari pihak rasmi yang banyak campur tangan dalam penyiaran berita dalam negara. Kebanyakan berita sering dihadkan dari penyiaran media mainstream, kadang-kala perlu mengikuti arahan dan kehendak dari pihak rasmi. Di Malaysia, ruang media boleh dikatakan dimonopoli oleh berita-berita tentang apa yang kerajaan atau pemimpin kerjaan buat dan cakap. Memang sudah lama wujud amalan pihak berkuasa memberikan arahan, galakan ataupun tegahan yang kepada akhbar-akhbar, sama ada oleh menteri sendiri, atau melalui pegawai-pegawai bawahan.
Dengan adanya kemudahan Akta Cetak dan Penerbitan 1984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Act 1984) , Akta Keselamatan Dalam Negeri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Akta Hasutan (Sedition Act), dan sebagainya, kebebasan akhbar di Malaysia dapat dicengkam dengan kuat dan mudah oleh kerajaan sehingga hari ini. Sejak adanya akta-akta tersebut, telah banyak kali kerajaan mempergunakannya untuk memberhentikan penerbitan akhbar. Antaranya contoh yang paling signifikan ialah apabila “Operasi Lalang” dilancarkan pada 27 Oktober- 14 November 1987dimana jumlah terbesar akhbar yang dibatalkan permitnya di bawah ISA. Akhbar-akhbar yang terlibat ialah The Star, The Sunday Star, Watan, dan Sin Chew Jit Poh. (Mohd. Safar Hasim: 1996:291) Mengikut akta percetakan, semua penerbitan tetap mesti mempunyai lesen dan lesen ini harus diperbaharui tiap-tiap tahun. Media yang tidak mengikut syarat-syarat yang dikenakan boleh ditutup. Keadaan ini jarang berlaku kepada media perdana yang dikuasai pemerinth, kerana mereka sentiasa patuh. Tetapi akta ini lebih mengancam ke atas akhbar-akbar yang cuba hendak bebas seperti Watan dan Detik telah diharamkan. Harakah dibataskan penerbitannya, manakala Seruan Keadilan tidak pernah diberikan lesen.
Antara perkara-perkara yang paling menonjolkan dalam menunjukkan penguasaan kerajaan terhadap sudut penyiaran berita sepanjang tempoh tersebut adalah himpunan aman yang dianjurkan oleh Gabungan Pilihanraya Bersih dan Adil (BERSIH) serta HINDRAF (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Ketidakadilan dalam penyiaran berita memaksa Ahli Parlimen kawasan Tenom, Raime Unggi (dari Barisan Nasional) mempertikaikan isu sudut penyiaran berita yang tidak wajar oleh stesyen televisyen milikan kerajaan – RTM, setelah berlakunya himpunan aman BERSIH. “The media gave a very biased coverage of the illegal gathering until it indicated that our country is in a big mess”, katanya. (The Rocket, January/ February 2008: 20) Ini jelas menunjukkan betapa seriusnya perkara tersebut.
Selain itu, media-media tempatan juga dilarang melaporkan respons dan ketidakpuasan orang ramai terhadap dakwaan yang dibuat oleh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Dato Seri Najib Abdul Razak, bahawa Malaysia adalah negara Islam (Islamic state), mengabaikan kenyataan dimana perlembagaan Malaysia adalah bercorak secular.
Ekoran daripada terdapatnya kemudahan pelbagai akta yang disebut tadi, gangguan yang dikenakan terhadap editor-editor media mainstream oleh Kementerian Keselamatan Dalam Negeri dan Kementerian Penerangan adalah mudah dan berkesan. Hal ini lama-kelamaan telah menyebabkan editor-editor tersebut menjalankan proses self-censorship secara automatik demi mengelakkan dari sebarang gangguan dari pihak kerajaan terhadap hal penyuntingan akhbar. Jadi, adalah tidak hairan jika segala kritikan terhadap kerajaan ditapis secara automatik oleh editor-editor.
3.2 Gangguan terhadap Bloggers
Kebelakangan ini, melayari blog-blog telah menjadi salah satu cara bagi golongan masyarakat yang ingin mendapat maklumat dan berita alternatif yang tidak ditapis oleh kerajaan. Pengaruh golongan blogger menjadi semakin besar apabila semakin ramai orang tidak lagi mempercayai media mainstream. Kerajaan BN memang mengetahui pengaruh kuat oleh golongan blogger ini, maka mereka sering mengambil tindakan untuk mengganggu blogger-blogger yang sering mengkritik dan mengheboh-hebohkan ketidakberkesanan dan ketidaktelusan kerajaan BN dalam hal pentadbiran. Contoh-contoh di bawah adalah kes-kes yang signifikan dalam tahun 2007.
Pada January 2007, dua orang blogger Malaysia yang popular iaitu Jeff Ooi dan Ahiruddin Attan menjadi blogger yang pertama didakwa dalam Malaysia. Mereka didakwa oleh sebuah akhbar pro-kerajaan BN, News Straits Times kerana telah menulis sesuatu yang tidak benar dan mencederakan sesetengah pihak.
Pada July 2007, seorang kakitangan biro maklumat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Nathaniel Tan ditahan selama 4 hari di bawah Akta Rahsia Rasmi (Official Secret Act, OSA) kerana dia dikatakan mempunyai link bagi dokumen-dokumen yang membuat dakwaan terhadap Timbalan Menteri Kementerian Keselamatan Dalam Negeri, Datuk Johari Baharom, yang menunjukkan beliau terlibat dalam kes rasuah. (The Star, 14 July 2007)
Pada 23 July 2007, Tan Sri Muhammad Taib dari UMNO membuat laporan polis menyatakan bahawa Malaysia Today (sebuah media online tempatan) telah melanggari Akta Hasutan 1948 dan Akta Komunikasi dan Multimedia 1998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Act 1998) kerana memaparkan tulisan yang melawan Yang di-Pertuan Agong, dan degrade Islam dan menyemaikan rasa kebencian antara kaum pada 11 July 2007. (The Star, 23 July 2007) Editor bagi Malaysia Today, Raja Petra Kamarudin dan isterinya dipanggil untuk membuat penerangan demi perkara tersebut. SUARAM (Suara Rakyat Malaysia) pernah mencabar Muhammad Taib untuk memaparkan article yang dikatakan tidak menghormati Yang di-Pertuan Agong dan agama Islam tersebut, namun ditolak olehnya.
Selain itu, kes-kes lain seperti Tian Chua dan Wee Meng Chee juga memperlihatkan bahawa kerajaan Malaysia mula menakut-nakutkan golongan blogger di Malaysia, supaya dapat mengehadkan kebebasan bersuara dalam dunia cyber.
3.3 Konsentrasi dalam pemilikan media mainstream di Malaysia
Proses konsentrasi dalam pemilikan media memang membimbangkan pelbagai pihak yang mengambil berat terhadap kebebasan akhbar di Malaysia.
Media Prima Berhad yang dimiliki oleh UMNO telah menguasai kebanyakan media mainstream di Malaysia sejak ditubuhkan pada tahun 2003, termasuk TV3, NTV7, 8TV, Channel 9, Hot FM, Fly FM, News Straits Times Press (NSTP), Berita Harian Sdn. Bhd., Malay Mail Sdn. Bhd., dan sebagainya. Ini memudahkan UMNO dalam hal mengawal berita dan informasi yang dipaparkan kepada orang ramai.
Bagi akhbar-akhbar Bahasa Cina yang dikatakan adalah lebih bebas daripada kawalan kerajaan sebelum abad ke 21, juga tidak dapat terlepas dari genggaman kerajaan BN. Setelah mengalami kegagalan dalam pilihanraya kecil bagi kawasan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Lunas, Perdana Menteri Malaysia pada masa itu, Dr. Mahathir berasa geram terhadap akhbar-akhbar Bahasa Cina terutamanya Nanyang Siang Pau dan China Press dalam mengapi-apikan masyarakat Cina dengan isu “Sekolah Wawasan” dan “Suqiu” menjelang pilihanraya kecil tersebut. (Chen Wen Loong: 2007: 6) Berikutan hal itu, parti komponen kedua besar BN, MCA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diarahkan untuk menguasai Nanyang Siang Pau dan China Press pada tahun 2001.
Pada akhir tahun 2006, keadaan kebebasan akhbar bagi akhbar Cina menjadi semakin buruk apabila MCA menjualkan kedua-dua akhbar tersebut kepada Tiong Hiew King, seorang peniaga balak yang terkenal dengan hubungan rapatnya dengan MCA. Lantaran itu, empat akhbar bahasa Cina yang terbesar dalam Malaysia iaitu Sin Chew Jit Poh, Guang Ming Daily, China Press dan Nanyang Siang Pau telah dimiliki oleh Tiong Hiew King.
Jelaslah bahawa kebebasan akhbar telah dihadkan dengan berlakunya konsentrasi dalam pemilikan media mainstream di Malaysia.
4.0 Penutup
Kesimpulannya, keadaan kebebasan akhbar dalam Malaysia pada masa kini adalah tidak memuaskan. Pengaruh pihak kerajaaan terhadap media dengan kemudahan akta-akta yang sedia ada telah mengcengkam kebebasan penyuntingan berita dengan kuat. Walaupun dunia cyber merupakan jalan keluar alternatif bagi kebebasan bersuara, namun kerajaan Malaysia kini juga mula ingin mengehadkan kebebasan bersuara di internet dengan mempergunakan akta-akta untuk menggangu blogger di Malaysia. Tambahan pula, dengan keadaan pemilikan syarikat-syarikat media mula dikonsentrasikan dan menjadi semakin mudah dikawal oleh kerajaan, harapan untuk memperbaiki keadaan kebebasan akhbar di Malaysia adalah tidak cerah.
Walau bagaimanapun, kita sebagai warganegara yang prihatin terhadap kebebasan bersuara di Malaysia haruslah tekad berusaha ke arah matlamat kita untuk mewujudkan keadaan ruang media yang lebih bebas.
5.0 Bibliografi
5.1 Rujukan buku:
1.Chen, Wen Loong. 2007. Rising Up Against Media Monopoly: The Yellow Ribbon Movement In Malaysia 2006. Selangor: 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
2.Mohd. Safar Hasim. 1996. Akhbar dan Kuasa: Perkembangan Sistem Akhbar Di Malaysia sejak 1806. Kuala Lumpur: Penerbit Universiti Malaya.
5.2 Rujukan akhbar:
1.The Rocket, January/ February 2008
2.The Star, 14 July 2007
3.The Star, 23 July 2007
5.3 Rujukan laman web:
1.http://www.cijmalaysia.org/index.php?optio...id=281&Itemid=1
2.http://www.iht.com/articles/ap/2007/01/18/asia/AS-GEN-Malaysia-Bloggers-Sued.php
3.http://www.suaram.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539&Itemid=29
4.http://en.wikipedia.org/wiki/Reporters_Without_Borders
5.http://awalkarya.blogspot.com/2007/06/menuntut-kebebasan.html
6.0 Lampiran
Press Freedom Index 2007
Monday, March 24, 2008
Request for Petition for a Royal Commission on Electoral Reform (RCER) in Malaysia
the written piece below is copy from https://www.blogger.com/comment.g?blogID=11353246&postID=4492568539236900331
pls sign if u support.
Sean E 说...
Now that the opposition parties have won control of 5 state governments and denied BN two third majority in the parliament, do the next stage by petition for a Royal Commission on Electoral Reform (RCER) in Malaysia.
If you want to have a better future for our children in Malaysia, do your part by signing the on-line petition at http://www.petitiononline.com/RCER2008/petition.html
This is one way to bring our message to the Government.
Don’t just sit there, stand up and be counted! We want a fair and transparent election.
WHY DO WE NEED TO REFORM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1) Gerrymandering.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number of voters in voting areas is too great. The smallest parliamentary seat (Federal Territory, Putrajaya) has only 6,608 voters while the parliamentary seat for Kapar in Selangor has 112,224 voters.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one vote in the Putrajaya parliamentary constituency is equivalent to 17 votes in the Kapar constituency.
2) Phantom voters. A common tactic is to ‘buy’ the identity card of the voters. Party members from the ruling parties will then vote on the voters’ behalf. Random checking of a person’s identity must be conducted using those finger print checking device (like the bank use). Any voting done on another person’s identity must be made a serious offence under the election law. Now you know why the indelible ink was withdrawn at the last minute by the SPR (Election Commission).
3) Postal votes. The rules on postal voting must be reviewed, tightened and amended. The current rule favours the ruling party as the armed forces personnel and policemen who vote by ‘postal voting’ would obviously not jeopardize their career or promotion prospect by voting for the opposition. Voting under postal voting is not secret as it is under the watchful eyes of the senior officers. Christina Liew of DAP (Api-Api) lost due to postal votes. The ruling party has control of 250,000 postal votes!
4) Spoiled votes. How do we define spoiled votes. It is very easy to turn good votes into spoiled votes (by adding one more x to the ballot paper). Are spoiled votes being verified and watched over by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s? In marginal areas in which the winning margin is razor thin, the so-called spoiled votes need to be scrutinized.
pls sign if u support.
Sean E 说...
Now that the opposition parties have won control of 5 state governments and denied BN two third majority in the parliament, do the next stage by petition for a Royal Commission on Electoral Reform (RCER) in Malaysia.
If you want to have a better future for our children in Malaysia, do your part by signing the on-line petition at http://www.petitiononline.com/RCER2008/petition.html
This is one way to bring our message to the Government.
Don’t just sit there, stand up and be counted! We want a fair and transparent election.
WHY DO WE NEED TO REFORM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1) Gerrymandering.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number of voters in voting areas is too great. The smallest parliamentary seat (Federal Territory, Putrajaya) has only 6,608 voters while the parliamentary seat for Kapar in Selangor has 112,224 voters.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one vote in the Putrajaya parliamentary constituency is equivalent to 17 votes in the Kapar constituency.
2) Phantom voters. A common tactic is to ‘buy’ the identity card of the voters. Party members from the ruling parties will then vote on the voters’ behalf. Random checking of a person’s identity must be conducted using those finger print checking device (like the bank use). Any voting done on another person’s identity must be made a serious offence under the election law. Now you know why the indelible ink was withdrawn at the last minute by the SPR (Election Commission).
3) Postal votes. The rules on postal voting must be reviewed, tightened and amended. The current rule favours the ruling party as the armed forces personnel and policemen who vote by ‘postal voting’ would obviously not jeopardize their career or promotion prospect by voting for the opposition. Voting under postal voting is not secret as it is under the watchful eyes of the senior officers. Christina Liew of DAP (Api-Api) lost due to postal votes. The ruling party has control of 250,000 postal votes!
4) Spoiled votes. How do we define spoiled votes. It is very easy to turn good votes into spoiled votes (by adding one more x to the ballot paper). Are spoiled votes being verified and watched over by the party representatives? In marginal areas in which the winning margin is razor thin, the so-called spoiled votes need to be scrutinized.
Tuesday, March 4, 2008
X档案寓言故事 ── 小民,你上错船了!
话说宇宙里有一个星球,叫“马去东亚”,简称“小马”。“小马” 的“外星人”(地球人的说法)有一个有趣的风俗习惯,他们每五年都必须移民一次,但他们无须办签证,只须买对的交通工具的票就行了。
其中一个外星人,叫小民,已经年过半百。他每一次都是搭一艘叫“天平号”的大帆船的。但这一次,他的心开始动摇了,因为他第四任“天平号”船长 ── 老马让他失去了信心,小民开始考虑乘搭其他交通工具了。他把它考虑搭火箭的想法告诉了第五任船长 ── 伯乐,但伯乐告诉他:“请相信我,我保证会带你到一片没有贪官污吏、没有种族主义的安全乐土。”小民给他的承诺和其“好好先生”的形象打动了,小民遂再次买下了“天平号”的船票。
五年过去了,小民感觉到货不对版,他真的要换交通工具了。他把他的这个打算告诉了伯乐身边的一位保镖 ── “阿旺”。阿旺立刻劝他三思。阿旺说:“你知道我素来是个“不唱高调,只讲求成效”的人,我读书少,但我不骗你,真的,我们已经走在对的轨道上了,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到达我们梦想的乐园!伯乐也说过我们已经在半途了,球赛只踢了上半场罢了,坚持下去就行了;反之,如果二等舱少了你一个的重量就会失去平衡进而翻船的,你要三思啊!”刚好就在当时,另一位伯乐的保镖之一 ── 善美也正好跟另一位外星人说:“若你走,后果自负!”。
结果,小民又再一次被说服了,再度买下“天平号”的船票。“天平号”再度浩浩荡荡启航了。启程了许久,忽然传来一阵欢呼声,小民也和其他外星人一起望向窗外,小民这回真的感觉不对劲了,因为他们到了攻击力很强的“橙杉军”地盘 ── X 兰!
注:此故事纯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其中一个外星人,叫小民,已经年过半百。他每一次都是搭一艘叫“天平号”的大帆船的。但这一次,他的心开始动摇了,因为他第四任“天平号”船长 ── 老马让他失去了信心,小民开始考虑乘搭其他交通工具了。他把它考虑搭火箭的想法告诉了第五任船长 ── 伯乐,但伯乐告诉他:“请相信我,我保证会带你到一片没有贪官污吏、没有种族主义的安全乐土。”小民给他的承诺和其“好好先生”的形象打动了,小民遂再次买下了“天平号”的船票。
五年过去了,小民感觉到货不对版,他真的要换交通工具了。他把他的这个打算告诉了伯乐身边的一位保镖 ── “阿旺”。阿旺立刻劝他三思。阿旺说:“你知道我素来是个“不唱高调,只讲求成效”的人,我读书少,但我不骗你,真的,我们已经走在对的轨道上了,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到达我们梦想的乐园!伯乐也说过我们已经在半途了,球赛只踢了上半场罢了,坚持下去就行了;反之,如果二等舱少了你一个的重量就会失去平衡进而翻船的,你要三思啊!”刚好就在当时,另一位伯乐的保镖之一 ── 善美也正好跟另一位外星人说:“若你走,后果自负!”。
结果,小民又再一次被说服了,再度买下“天平号”的船票。“天平号”再度浩浩荡荡启航了。启程了许久,忽然传来一阵欢呼声,小民也和其他外星人一起望向窗外,小民这回真的感觉不对劲了,因为他们到了攻击力很强的“橙杉军”地盘 ── X 兰!
注:此故事纯为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Friday, February 29, 2008
你还要“强势政府”吗?
大马第十二届大选竞选期过了几天,朝野政党候选人都各自出尽法宝以争取选票。其中国阵的第二号领导人纳吉最近不断重复一个很荒谬的言论,我身为马来西亚子民兼受高等教育的公民觉得有必要驳斥这番言论以免马来西亚人民继续受误导。
纳吉说:“国阵有必要取得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以便能建立强势政府,这才有助于维护国家稳定;若国阵取得以少于三分之二国会议席意味着只能组成弱势政府,这将使国家陷入不稳定局面,外过投资也不会到来”云云。
相信大家犹记得2004年全国大选,大马人民给予国阵强力的委托,让阿都拉领军的国阵在全国共219国会议席中赢得198个席位(超过90%议席),以史无前例的战绩组成纳吉所谓的“强势政府”( 够强势了吧?) 。但国阵组成“强势政府”之后大马变成怎样?我们的“强势政府”开始变得越来越嚣张,越来越目中无“民”。本来民主制度理应是“以民为主”,但在“强势政府”管制之下是“你民我主”、任意妄为。
这几年,“强势政府”强势得要继续实行只利惠土著的“新经济政策”,不管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已大大逊于其他东亚国家、强势得姑息属下代表开会举剑挑起种族情绪,不管其他族群的不满声音、强势得随意拆除百年历史印度庙,相信只有三美不“肚懒”、强势得可以让各路“大盗”竞相威胁同意涨价(不同意须赔钱!)、强势得翁诗杰和卢诚国说真话却反而被警告,还要道歉!……
各位,你还要“强势政府”吗?你觉得“强势政府”能带来稳定,抑或者是让国家更不稳定?所以,请否决国阵三分之二,不要再这个“强势政府”继续肆无忌惮地强势下去。
注: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情况下,所谓的“强势政府”就等同于巫统。而其他国阵成员党只能受制于巫统,所以投票给任何的国阵成员党其实无异于投巫统支持票。
纳吉说:“国阵有必要取得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席以便能建立强势政府,这才有助于维护国家稳定;若国阵取得以少于三分之二国会议席意味着只能组成弱势政府,这将使国家陷入不稳定局面,外过投资也不会到来”云云。
相信大家犹记得2004年全国大选,大马人民给予国阵强力的委托,让阿都拉领军的国阵在全国共219国会议席中赢得198个席位(超过90%议席),以史无前例的战绩组成纳吉所谓的“强势政府”( 够强势了吧?) 。但国阵组成“强势政府”之后大马变成怎样?我们的“强势政府”开始变得越来越嚣张,越来越目中无“民”。本来民主制度理应是“以民为主”,但在“强势政府”管制之下是“你民我主”、任意妄为。
这几年,“强势政府”强势得要继续实行只利惠土著的“新经济政策”,不管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已大大逊于其他东亚国家、强势得姑息属下代表开会举剑挑起种族情绪,不管其他族群的不满声音、强势得随意拆除百年历史印度庙,相信只有三美不“肚懒”、强势得可以让各路“大盗”竞相威胁同意涨价(不同意须赔钱!)、强势得翁诗杰和卢诚国说真话却反而被警告,还要道歉!……
各位,你还要“强势政府”吗?你觉得“强势政府”能带来稳定,抑或者是让国家更不稳定?所以,请否决国阵三分之二,不要再这个“强势政府”继续肆无忌惮地强势下去。
注:在巫统一党独大的情况下,所谓的“强势政府”就等同于巫统。而其他国阵成员党只能受制于巫统,所以投票给任何的国阵成员党其实无异于投巫统支持票。
Thursday, February 21, 2008
Tuesday, January 29, 2008
黄丝带运动:你怎么说?
前言
最近马来西亚国营电视台第二播道于每星期日晚上七点播出的时事探讨节目 ── “你怎么说”做得不错,让观众得以兼听不同人以不同的视角、观感出发来探讨马国境内的时事课题。本人从该节目得出灵感,藉以类似“你怎么说”的方式、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与拼凑各路人士(包括当事人)在整个黄丝带运动过程进行至今的一些较具代表性和立场鲜明的个人、团体的意见和看法,冀望得以达致让读者“兼听则明”的效果。故此,本人也特引用“你怎么说?”这问句作为此报告文学的命题。
黄丝带运动至今仍然在进行着,仍未止息。为了让大家更清晰的掌握整个运动的基本脉络,本人暂且按照本身对整个运动的粗浅认识,把黄丝带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为马华公会(简称“马华”)于2001年收购南洋报业始,直至2006年马华公会脱售其南洋报业股权给张晓卿止;第二阶段则从张晓卿“垄断”华文报业为始至今。
为何系上黄丝带?
以“黄丝带”作为争取大马新闻自由的标志,其灵感源自于与1971年10月14日《纽约邮报》刊登的一则故事 ── 〈回家〉(Going Home)。
故事是这样的:长途车上坐着一位沉默不语的男子,在同车的年轻游客的盘问下终于开了口。原来他刚从监狱释放出来,释放前曾致函给其妻子:如果他已另有归宿,他不责怪他;如果她还爱着他,愿意她回家,就在镇口的老橡树上系一条黄丝带;如果他没看到黄丝带,他就会随车而去,永远不再去打扰她……汽车快到目的地了,车上的人们都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往外看,只有这位男子不敢张望,他害怕会失望……突然间,全车的人欢呼起来,因为远处位于镇口的老橡树上系了许多条黄丝带,这些黄丝带如欢迎的旗帜迎风飘扬。
这故事看出不久,便被改为脍炙人口的歌曲 ── “老橡树上的黄丝带”(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伴着歌声,这则故事传遍了全世界。从此以后,黄丝带成了美国“欢迎囚禁的人重获自由”的标志,同时也为世人不断借用,用以表达对自由、平等的追求。
第一阶段
黄丝带运动缘起
2001年5月14日,一份英文商业周刊《The Edge》的封面专题报道内幕消息说星报集团(The Star)准备收购南洋报业控股。这报导开始引起广泛社会人士的猜疑与忧虑,揣测该项交易与政治扯上关系,因为星报集团本是隶属于马华公会的投资臂膀 ── “华仁控股”控制的集团。一旦此事成真,意味着马华公会除了英文《星报》以外,亦成功控制南洋报业主要出版的《南洋商报》与《中国报》,以及其他15家刊物杂志。随后,当时的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林良实医生对于收购传闻直认不讳,大家都非常忧虑《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将沦为马华控制的党报,成为马华公会的宣传工具,不再扮演反映民情的“人民喉舌”的角色以及监督时弊的“第四权”角色,从而缩紧大马本来已有限的新闻自由空间。
自从马华公会要收购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的消息传开后,来自民间的反对声浪一波接一波地来,抵制南洋的呼声此起彼落,超过300个华团相继加入联署要求马华悬崖勒马,甚至马华公会的一些领袖(主要是当时B队成员1)和基层党员也反对。期间催生了“反对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其后,由八大华商组成的财团也向马华献议收购南洋报业。
一开始,马华总会长林良实声称马华不干预此收购行动,因为这纯粹是一种商业交易,一切买卖决定将交由华仁控股的专业队伍处理。吊诡的是,他后来却于5月23日紧急召开马华会长理事会会议,通过投票以12票同意对3票弃权,议决支持收购南洋报业。
与此同时,另有内幕消息指出南洋报业的竞争对手 ── 《星洲日报》的老板张晓卿也有份勾结马华公会参与该收购行动,而刚巧林良实当时也透露说将寻找一位“策略伙伴”一起合作办报。也无独有偶,张晓卿旗下的《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在那段非常时期也并没有报导此项关乎公众利益的“政党收购报业”新闻,直至5月29日才发表声明并没有涉及在收购南洋报业的计划里头。在此之前,已经有40位时事评论人(后来马华确定收购后,增加至90多人)于5月26日联合声明将停止供稿给国内4大报章2,直至马华放弃收购南洋报业以及拥有《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常青集团否认涉及收购传闻为止。
2001年5月28日,华仁控股成功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当天下午,不少在南洋报业旗下的《南洋商报》和《中国报》任职的职员挺身而出,一起系上“黄丝带”站出来示威抗议马华公会入主南洋报业,表达捍卫新闻自由的决心。这举动获得许多华团、评论人、社会人士的鼎力支持,这股反对力量最终酝酿成以“黄丝带”为标志的“反对政党收购报业”运动,甚至有人认为此运动不亚于一九九八年安华事件发生之后掀起的“烈火莫熄”改革运动,堪称为华社的“烈火莫熄”运动。后来,马华收购南洋报业的事件也称作“528报变事件”。
另有人分析说,马华之所以执意要收购南洋报业乃当时的首相马哈迪的意思,因为后者不满《南洋商报》在2000年11月鲁乃州议席补选期间大幅度对“宏愿学校”和“诉求事件”两课题煽风点火,最终导致国阵在该传统强区流失许多华人选票,并最终导致国阵以530票微差落败,马哈迪因而决定加强管制华文报的力度,遂指示马华收购南洋。
大家怎么说?
《南洋商报》从此成为党报?
问:华社都担心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后将插手干预与控制《南洋商报》和《中国报》的新闻编务作业。你怎么说?
马华公会总会长拿督斯里林良实医生:
“人们不应贸贸然对华仁控股收购南洋报业控股集团一事下定论。这只不过是个纯粹的商业交易,我们知道本身在政治上应采取怎样的态度,我们不会干预《南洋商报》的运作,况且马华已通过办理英文《星报》显示我们不会干预报业的运作,反而让它自由发展。”
独立新闻从业员组织(KAMI)发言人阿末鲁菲:
“媒体业者与股权持有人,将能以更仔细及隐秘的方式,对媒体的编务方针进行管制。这对于读者或公众利益来说,肯定是一项损失。执政党不只通过所控制的媒体,宣传政党或政治领袖的公式言论,进而扭曲反对党的言论;在必要时,也将掩饰政治人物滥权与贪污的行为。在发生政治权力斗争时,有者更有媒体以丑化敌对阵营。这些情况在马来文与英文报章,尤其明显。”
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沁:
“无论马华的高层领导如何辩称他们将会维持被收购的华文报的独立性,但是在显示的操作中,这是很难实践的。试问哪个老板会容许其控制的媒体公开批评他呢?马华所控制的英文《星报》在内容上的偏袒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外,马华的副内政部长向来就是扮演华文报的监督者和约束者的角色,试想,这两家被收购的华文报将来岂不受到双重约束?”
前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会长朱自存:
“新闻工作者不能违反老板的政治立场,不能违反老板的商业利益;当有关立场与利益和新闻自由发生冲突时,新闻工作者最后的自由是:递上一封辞职信!”
决定停止供稿给四大报的40 位评论人:
“我们,一群华文报的评论人,对于马华公会策划通过华仁控股收购南洋报社并控制《南洋商报》、《中国报》以及其他14份刊物,深感愤怒与哀伤。华仁控股已经拥有《星报》。此次收购如果成功,不仅是马来西亚媒体的进一步集团化,恶化垄断性局面;更意味着华文报传统上的相对独立与自主的终结。
过去《通报》在马华掌控后沦为政党喉舌而被读者与广告离弃以致最后倒闭,前车可鉴。唇亡齿寒,一旦《南洋商报》与《中国报》沦为党营报章,其他华文报必然蒙受更大政治干预,同时再无市场竞争敦促其提升和维护新闻专业表现。过去华文报站在国家与族群利益仗义直言的声音将成绝响。
更令人不安的是,第一大报《星洲日报》被传与马华公会联手,涉及收购18%南洋报社的股份,意味着四家主要华文报都将归于一统,言论与新闻空间必然更进一步萎缩。我们遗憾的是,这两家报章(《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不仅没有否认有关传闻,反而以“不干涉他报内政”为由拒绝刊登反收购的新闻和言论。此事关系华社与国家的新闻、言论自由,绝不是《南洋商报》或《中国报》家事,公众应有权利知道真相。”
张晓卿涉及在案?
问: 有内幕消息传说张晓卿拥有的常青集团与马华公会联手收购南洋报业集团,因此《星洲日报》自马华欲收购南洋报业的消息传开后整整一个多星期没报导关乎此华社利益的新闻,是一种出卖华社的行为。一群评论人也因此而停止供稿给国内四大报,包括《星洲日报》。你怎么说?
长青集团老板张晓卿:
“我怎么可能出卖华人利益?一九八八年,《星洲日报》被当局要求停刊,濒临倒闭,《星洲日报》高层全马奔走,寻找买主不果,我本着维护中华文化的热忱,毅然投下巨资经营,挽狂澜于既倒,两年后扭亏为盈。
报纸,是一种文化事业,不能视为赚钱的工具,为了更好的回报社会和读者,(《星洲日报》)领导层遂将所有的盈余再投资,创办花踪文学奖,凝聚全球华人的创作灵感,也广获全球华人的支持。
此外,《星洲日报》每年在全马各地举办不下两百项推广文化的活动。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但无视于我和《星洲日报》同仁十余年来热心维护华社利益的记录,反而抹黑成出卖华人的利益。
长期以来,《星洲日报》都极少刊登竞争对手《南洋商报》的消息,尤其《南洋商报》是上市公司,事情没有定案之前,编辑部担心影响市场,所以进行严谨的查证。事实上,《星洲日报》一早就登了林吉祥披露马华将透过华人控股收购《南洋商报》的消息。
如果马华要我参与办报,我必须拥有最大的决策权,双方必须具备明确和共同的办报理念,让具有独立风骨及专业能力的人才出掌编辑部,不受政治势力左右。
如果说我要垄断华文报业,我最希望由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报业,全力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唤醒东南亚的中华之魂。
他们(罢写抵制的文化人)其实是大马华人文化的母亲,但如今竟相信一个长期与他们合作创办花踪文学奖及其他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人会“出卖华人的利益”,这又叫人情何以堪?
对某些人而言,这事是已经设计好的议题,只是等待机会而已。一场单纯的商业竞争被扣上了政治帽子,使众多热血青年受误导。
我觉得真相不会永远被蒙蔽。我想起林肯总统说过:你可以在某个时候欺骗一些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我相信大马华人及全球华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停止供稿给四大报的评论人之一周泽南:
一个报馆高层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跳槽到敌对报馆的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封锁新闻整整一星期的报章的“声明”吗?
时评家欧阳文风:
“南洋报业控股被马华公会通过其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是对大马新闻业极恶极坏的打击。大马其他媒体(指《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竟然袖手旁观,甚至不惜打压民间所有反对收购的声音,公然剥夺老百姓知的权利,还自以为在行使从事新闻的权利,这是坏得不能再坏的现象!”
停止供稿给四大报的评论人之一冯久玲:
“历史告诉我们,听其言,不如看其行。英文也有一句:it is the walk,not the talk。少来些保证、诺言或连自己也不相信的梦话,提出事实给大家看。”
总结:
究竟是这群坚决系上黄丝带的人士危言耸听、杞人忧天、遭有心人利用,抑或是真的如他们所推测那般为华文报业暴风雨欲来之兆?是大马媒体业恶梦的开始?且看第二阶段的发展。
第二阶段
黄丝带再次飘扬
时过境迁,“528报变事件”发生5年之后的2006年10月17日,马华公会中委会同意让其控制的华仁控股子公司华仁管理有限公司,将南洋报业控股的21.02%股权脱售给张晓卿(右图)的益思私人有限公司(Ezywood Options Sdn Bhd)。
张晓卿在同年3月已经由其砂拉越注册公司Medigreen私人有限公司收购了南洋报业的20.44%股权。加上张晓卿名下的另两家公司早前收购的股份,即朝日报业私人有限公司控制的2.12%股权、张道赏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的0.31%股权,合计张氏共掌控了南洋报业控股的43.89%股份,一跃而成为南洋报业的最大股东。
在此之前,张晓卿已经是星洲媒体集团的执行主席,是《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的老板,如今再加上刚收购的南洋报业控股旗下的《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张氏已经掌控了大马半岛华文报业市场中六家报纸的其中四家(另两家为《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这四家报纸总共占了大马华文报业市场总读者人数的86.59 %,《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只各占大约9 % 及4 % 。这意味着张氏旗下的华文报总共掌握着251万读者的阅报角度。这对于马来西亚的新闻业发展可说是不健康的,因为大部分的人依然依赖平面媒体(尤其是报纸)获取资讯,而《光华日报》严格来说只属于区域性(槟城)的报纸,《东方日报》则刚创办不及四年,编采业务及销售网有待加强。更何况“印刷与出版法令”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让张晓卿的“策略伙伴”拥有绝对权力决定进入报业市场的商人。这一切有利于张氏的种种条件已让大马华文报业形成了“垄断”的局面出现。
由于出现“几乎所有(87%)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局面,因此关心大马媒体业发展的朋友担心,从此以后握着这“媒体篮子”的大亨,就决定了这篮子里的一切“媒体鸡蛋”的质量与价格。只要谁得罪张氏以及其“策略伙伴”有需要,读者就会与此人或团体的新闻绝缘。大家更不愿意见到的局面是:有一天,张晓卿在商业利益驱使下或政治压力逼压下把他所有的媒体事业都卖给巫统旗下的首要媒体集团3,届时所有媒体都归于巫统的“一统”政策下,华文报业也将失去过去一直以来的相对自主性与独立性,变得与英文报和马来文报无差别。
虽然在2002年至2006年张晓卿买下南洋报业之前,“黄丝带运动”仍然持续着,许多当初停止供稿给四大报的评论人依然坚持“不降格用武”原则,但此运动已随着时间流逝而渐渐从人们的记忆空间消逝了。但是,随着张晓卿控制四大华文报之后,激起了“黄丝带运动”的第二波浪潮。就这样,“黄丝带运动”赋予了新生命。 10月19日,47个公民团体及政党发表“政商联盟压缩媒体空间,媒体法律改革刻不容缓”廉署文告。10月27日,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联办“官商垄断媒体,华社如何自保”讲座(当然,只阅读四大报的读者无从得到此资讯),探讨媒体被政治力量与商业财团双重垄断的危机。
这一波最轰动大家的“黄丝带”活动莫过于11月3 日晚上7点,一群关心大马媒体业的大专生在全国《星洲日报》四个办事处,即位于八打灵的星洲日报总社、槟城、新山及关丹的星洲日报报馆,举行“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这一次,来自马大、博大、理大、工大、拉曼大学、新纪元学院等等在籍大专生及大专毕业生集合在各地《星洲日报》办事处,一起静坐请愿,并且准备好一份备忘录要交给张晓卿。现场虽然有拖格大罗里挡在门前,让这群大专生吃闭门羹,而且期间也受到警察先生的干扰,但这群年轻人仍然无畏无惧地揭竿起义,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信念如此坚定,且看看这群青年朋友的声明:
“我们感谢星洲日报在过去70多年来,对华社所作出的贡献。无奈,商业利益不可驱驾于言论自由之上,媒体垄断,短期而言可为企业带来利润,长期而言,对华社影响深远,或许不是造就文化大业,而是促使文化走向单一,走向枯萎。我们觉得读者,作为消费者,必须要捍卫知情权的权利,才可以市场中选择价格最低廉、自己所喜爱的产品。我们知道任何形式的垄断,将促成商业市场的不健康竞争。更甚的是,媒体垄断,可能间接助长国家企业、私人巨企以及挣扎求存的小公司之间不健康竞争之风。”
12月1日晚上七点,约120位年轻朋友,系上黄丝带,出席了由一群对大马媒体业前景忧心忡忡的年轻人号召的“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与马华领袖(以马华青年团领袖为主)展开了两小时的对话。
12月28日,123位前《星洲日报》学记在“正义学记反垄断·有情学记救媒体”部落格联署发表〈《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
纵观这第二阶段的“黄丝带”运动,参与“反对媒体垄断”的个人、团体似乎不比当年“反对马华收购南洋”的来得多,为何会这样?大家在当年不是已开始意识到政党或商家垄断媒体的恶果了吗?有人觉得张晓卿是要拯救南洋4,就好像当初救《星洲日报》那样,请大家不要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要被有心人利用;有人分析说有人、商家、团体由于不想开罪张晓卿而不敢联署表态支持“反对媒体垄断”;也有人说这就是媒体被垄断的后果,所有关于“反媒体垄断”的活动无法通过媒体传达给大众知道了(除了通过《东方日报》、《光华日报》或网上媒体,别无他法),而且四大报在这段期间不断为张氏并购南洋报业的行为说尽好话、涂脂抹粉,因而许多人(只看四大报的读者)也不觉得“壮大中文媒体网络”有问题。
在这“第二波黄丝带运动”中,且看看大家这一次又怎么说。
这一次,大家又怎么说?
垄断?不是垄断?
问:张晓卿掌控大马四大华文报属于 “垄断” 华文报业吗?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
反垄断人士误解了“垄断”的意思,才会认定张晓卿垄断报业。任何垄断皆以强势力量排除竞争者,封闭竞争空间,享受充分的利益和好处,鉴于星洲和南洋集团皆为上市公司、拥有各自的股东,且竞争是市场运作规律、新闻从业员也形成抗拒言论垄断的防线,因此,张晓卿一人掌控四家报纸不能算是垄断,也无法形成垄断的局面。
政治工作者吴健南:
“张晓卿也并未100%垄断中文报市场。什么才叫垄断?垄断定义仍难界定。我认为一个人拥有四份报纸不算垄断,因为我们还有《东方日报》可以提供不同源流的声音。”
经济者家、马来亚大学教授拉惹拉西亚(Raja Rasiah):
“垄断意指一方垄断整个市场,因此,张晓卿一人掌控四份报章,不算垄断,但却足以定义为“垄断式控制”(monopolistic control),有潜能带来一连串的恶果。你不能说他垄断,只能说他是中文报业的主要拥有者(dominant owner),掌控着这四家报纸的利益,有潜能决定六家报社之中的四家报社的编采内容。你可以说,这将在很多方面趋向于垄断。”
理科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查哈伦纳因(Zaharom Nain):
“严格来说,当然‘垄断’的定义是一个人或一个公司霸占整个市场,但是,当一个人拥有六家报社中的四家报社,占据超过80%市场,而剩下的两家报社又是小玩家,那么这想当然已经形成垄断式控制了。垄断或是垄断式行为,皆只是文字游戏,事实是,张晓卿已经主导了市场(dominate the market)甚至可说已垄断了市场(monopolise the market),恐会带来一连串的恶果。”
有损读者的利益?
问:一些关心大马媒体业的朋友担心张晓卿掌控四大华文报章后将有损广大读者的利益,你怎么说?
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
“今天,我有幸参与南洋报业集团的办报事业。这是我先后参与《星洲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和北美三地《明报》、《亚洲周刊》等媒体之后,再一次投资在中文媒体。我们将以行动来证明我们积极参与华文报业承担发扬中华文化的意愿,我们希望继续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全力维护华人读者的权利,替他们立言请命,让这个社群的声音和观点能够传播下去,从而赢得别人的主意和尊重。
我们扩大媒体业的商务凝聚力量,目的是要加强华文传媒业的发声分贝,促使媒体业像一家经营完善的大企业得以永续发展,无疑就是为了更好的回馈社会,也是更好的为广大读者服务。
我们坚持办报理念:用人唯才,让具有报人风骨及专业能力的人才出掌编辑部,确保编务中立,不做一言传声筒,相对的,我们鼓励不同声音的激盪,进而迸擦出睿智的火花。
在世界传媒的合併风潮中存在一种现象,也成为一种趋势,那就是‘竞合’;相互既竞争,又融合。媒体的‘竞合’反映在业务上的兼并与整合;编务上的竞技与争鸣。同在一个集团化企业里,不同编辑部独立操作,各显神通,各施所长,发挥百家争鸣的精神。这种良性竞争状态一定提升彼此的竞争力,避免不必要的‘你死我活’恶性竞争,脱离血腥的红色海洋,开创蓝色商机,创造‘多赢’局面。”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
“收购后南洋集团旗下报刊仍然是在各自的专业管理层的管理下独立运作,并没有因张晓卿收购而与《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合并或改变经营方式。”
《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
“从一个人的过去可以了解他的现在,从他的现在可以预测他的未来(出自《毛泽东语录》),恳请读者不要预先判决张晓卿的诚意。从他所拥有的星洲集团的出色表现,读者应该对他有所期许,而不是仓促地给予负面的评价。”
美国传播政治学者Robert W. McChesney:
“媒体集中化所带来的媒体内容商业化,伤害的不只是新闻产业和专业,更是对民主和文化的负面影响。”
理科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查哈伦纳因(Zaharom Nain):
“控制有分资源分配控制(allocative control)和运作控制(operational control)两种;运作控制是类似编采操作等操作上的控制,资源分配控制则决定了资源的分配、职员职位。当一个人控制了两家报社集团,你很难看到对立局面的出现,比如两家由巫统控制的报纸不可能一家支持巫统,另一家支持回教党。”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讲师傅向红:
“《星洲日报》攻击人,连指名道姓也不敢!它有没有树立值得遵从的典范?没有!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过去发的许多文告,它登的次数不超过三次,最近一次刊登,也只为了净化自己的形象。《星洲日报》刊登的文告,也删除了抨击张晓卿的段落!”
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
“媒体垄断的恶果已显现出来了,这不是什么抽象的事,而是非常具体,只要细心翻阅各大报章就可以看到。比如翁诗杰说他坚持反收购的立场不变,但是主流媒体的报道突出的是‘脱售是好的’;沈慕羽的言论有两点,一即五年前的收购是错误的,二即他基于文化情感,呼吁大家不要打击南洋报业,但是,主流媒体和黄家定的引用却突出第二点,即沈慕羽呼吁大家不要打击南洋报业。”
人民公正党槟城丹绒区宣传部:
“非仅仅透过媒体并购才能维护读者权益,要维护读者权益应该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最高标杆,确保异议份子或与当权者、既得利者集团持不同立场的人士,拥有足够的发言空间。在南洋报业控股未被马华公会收购之前,两个旗鼓相当的报业集团,依然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将自我审查程度调至最低,通过新闻上的竞争,赢取读者的心,从而促进销量。如今两个大集团二合为一,在缺乏强力竞争、近乎垄断的情况下,一个令持异议的民间团体怯步的中文媒体霸权因而诞生,结果不仅是媒体本身自我审查,连这些团体因惧于遭到“封杀”而不敢直抒胸臆、自我审查,甚至放弃发言权,导致言论空间顿时萎缩、华团集体“失声”。如此一来,“张晓卿‘替他们(华人读者)立言请命’之说,最终将沦为空谈。”
媒体工作者刘敬文:
“无论文化的兴盛或民主社会的进程皆须自由独立的媒体共同达成。秦大一统以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不复见,我们担心中文报业大一统后新闻素质会走下坡,舆论会受到压制。”
专栏作家陈美萍: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再英明的领导人也会犯下致命的错误。极权国家永远告诉人类: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在不自由的垄断市场下,有意竞争者将永无机会进入市场,“异议”更是用不见天日,消费者面对剥削,尤其是知的权力的剥削,都可能无所知觉。
“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的发起人之一 余福祺:
“在检视了由张晓卿所掌控的四家本地中文报章(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及《光明日报》)在近5年来的编采作业后,我们发现:
1) 2003年,各大中文报对243英文教授数理方案“一个方案,四种表述,每一种表述都有谬误”,让中文报读者和广大的华社以为243英教数理方案对华社的母语教育权利没有危害。
2) 2006年,星洲日报《沟通平台》对民间站在前线反对华小校长贪污的家长进行人格抹黑,扣上“红卫兵”等帽子,让其他广大的家长因为误会被污蔑的反贪污人士,以致家长无法联合起来杜绝校长贪污的恶行。
3) 2006年,四大报业旗下的报章皆不能刊登马六甲猪农向社会人士申诉困境的广告。
4) 2006年,四大报在马六甲猪农困境事件爆发初期冷处理新闻,等到网络媒体把猪农受到州政府欺压而马华却坐视不理的新闻闹大后,才姗姗来迟的跟进报导。
5) 2006年,四大报起初不准刊登全国华小家长总会要求家长举报校长贪污事件的呼吁广告,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后,南洋以及中国仍然坚持不愿刊登,而星洲日报则在家长总会同意删除一些字眼后才能刊登。
6) 2003年,《星洲日报》动用2003年7月22日《星洲日报》的网上媒体《星洲互动》的《言论》版,以及隔日2003年7月23日《星洲日报》的印刷报章,用社论为当时深受黑金政治传闻困扰的黄家定“漂白”。黄家定有无涉及黑金政治应由警方和法庭来定夺,可是号称“大报”的《星洲日报》越俎代庖动用社论为黄家定个人“漂白”,不但功能错位,还玷污了社论针砭时弊的功能。
张晓卿,乃至刘鉴铨要如何说服广大的读者,被张晓卿垄断后的中文报业不会更肆无忌惮的封锁不利其策略伙伴马华的新闻和评论文章呢?
不要告诉我星洲日报和其他三大报章皆受到恶法的限制和国安部的“关照”,以致被迫违背客观报导新闻的专业守则,难道东方日报就没有被恶法钳制和被国安部威吓吗?可是为什么东方日报都能做到刊登以上被四大报自我审查掉的新闻和广告呢?
是因为东方日报比较清高吗?我不这么认为。东方日报之所以会采用比较前卫的编采方针,是因为东方日报被迫透过揭露更多民间关心的议题来和以星洲日报为首的四大报竞争读者、消费群和广告商家。
我们信不过个人、我们信不过优秀的文化、我们信不过商人的经济理性、我们信不过还没开诚布公的交流就在己方的百万读者媒体上抹黑异见人士的报纸、我们也信不过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有没有徇私的一天,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之中,在国家的公权力之间,还有媒体与媒体之间,建立起没有任何一方独大的监督制衡机制。
我们只相信制度,尤其是一个能够确保各中文报皆会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消费群和广告商家,而竞相打擦边球,报导更多民间关心的所谓“敏感议题”,揭露更多被当权者和利益集团掩盖之时弊的报业市场。”
后语:
能够耐心读至此的读者,相信在“兼听”各方说辞之后,相信都较清晰地掌握整个黄丝带运动的轮廓。该运动中孰是孰非;何者只动之以情,何者始终以理服人?事实胜于雄辩,各位一直有密切留意四大华文报自掌控于张晓卿以来的新闻报道的看官相信自有判断。
虽然张晓卿垄断大马四大华文报已成定局,但“黄丝带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全国的人民都正在密切留意马国境内的媒体业发展。马来西亚华文报业未来会演变成怎样的面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大马媒体业生态发展最终会不会真如一些人猜测那样:由巫统的首要媒体集团控制完所有的媒体?黄丝带运动的后续进展是什么?这批毅然系上黄丝带的青年最终会的成功或成仁?这些答案都将于日后(可能是一年、几年、十年,甚至百年或以后)一一揭开帷幕。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必须特别说明的是,以上所采用的言论的确是出自于当事人的,它们都散见于本人所参考的各种文献,而本人只不过是把重要论点抽取,再重新组合,绝无歪曲当事人当时表达的意思。这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对整个黄丝带运动的整体框架有个初步的把握而做的。当然,有兴趣更深一层了解、探讨与研究此运动的朋友,仍须参考其他正规文献,因为毕竟这只不过是的一个报告文学,并非严谨的学术论文。 鉴于此作是在仓促的情况下完成,难免会有疏漏、不足与错误之处,还请各位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曾维龙:《黄丝带飘扬: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马来西亚: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2007年。
古玉樑:《528: 南洋报变大揭秘》,吉隆坡:大众科技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陈漱石:《《华文报变天全记录》,雪兰莪:泊世出版社,2001年。
陈漱石:《华文报天变再记录》,雪兰莪:泊世出版社,2001年。
林德顺:《报殇》,雪兰莪:飞脚制作室,2001年。
朱自存:《纵观华报五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报发展实况》,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
参考网站
http://www.wami528.com/
http://blog.yam.com/weilong_blog
http://antimediamonopoly.blogspot.com/
http://i-exchange.blogspot.com/
http://www.im.tv/myvlog/pressfreedom
http://www.merdekareview.com/
http:// www.malaysiakini.com/
http://erhc79.blogspot.com/
http://xueji-antimonopoly.blogspot.com/
最近马来西亚国营电视台第二播道于每星期日晚上七点播出的时事探讨节目 ── “你怎么说”做得不错,让观众得以兼听不同人以不同的视角、观感出发来探讨马国境内的时事课题。本人从该节目得出灵感,藉以类似“你怎么说”的方式、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与拼凑各路人士(包括当事人)在整个黄丝带运动过程进行至今的一些较具代表性和立场鲜明的个人、团体的意见和看法,冀望得以达致让读者“兼听则明”的效果。故此,本人也特引用“你怎么说?”这问句作为此报告文学的命题。
黄丝带运动至今仍然在进行着,仍未止息。为了让大家更清晰的掌握整个运动的基本脉络,本人暂且按照本身对整个运动的粗浅认识,把黄丝带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为马华公会(简称“马华”)于2001年收购南洋报业始,直至2006年马华公会脱售其南洋报业股权给张晓卿止;第二阶段则从张晓卿“垄断”华文报业为始至今。
为何系上黄丝带?
以“黄丝带”作为争取大马新闻自由的标志,其灵感源自于与1971年10月14日《纽约邮报》刊登的一则故事 ── 〈回家〉(Going Home)。
故事是这样的:长途车上坐着一位沉默不语的男子,在同车的年轻游客的盘问下终于开了口。原来他刚从监狱释放出来,释放前曾致函给其妻子:如果他已另有归宿,他不责怪他;如果她还爱着他,愿意她回家,就在镇口的老橡树上系一条黄丝带;如果他没看到黄丝带,他就会随车而去,永远不再去打扰她……汽车快到目的地了,车上的人们都坐在靠窗户的位子上往外看,只有这位男子不敢张望,他害怕会失望……突然间,全车的人欢呼起来,因为远处位于镇口的老橡树上系了许多条黄丝带,这些黄丝带如欢迎的旗帜迎风飘扬。
这故事看出不久,便被改为脍炙人口的歌曲 ── “老橡树上的黄丝带”(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伴着歌声,这则故事传遍了全世界。从此以后,黄丝带成了美国“欢迎囚禁的人重获自由”的标志,同时也为世人不断借用,用以表达对自由、平等的追求。
第一阶段
黄丝带运动缘起
2001年5月14日,一份英文商业周刊《The Edge》的封面专题报道内幕消息说星报集团(The Star)准备收购南洋报业控股。这报导开始引起广泛社会人士的猜疑与忧虑,揣测该项交易与政治扯上关系,因为星报集团本是隶属于马华公会的投资臂膀 ── “华仁控股”控制的集团。一旦此事成真,意味着马华公会除了英文《星报》以外,亦成功控制南洋报业主要出版的《南洋商报》与《中国报》,以及其他15家刊物杂志。随后,当时的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林良实医生对于收购传闻直认不讳,大家都非常忧虑《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将沦为马华控制的党报,成为马华公会的宣传工具,不再扮演反映民情的“人民喉舌”的角色以及监督时弊的“第四权”角色,从而缩紧大马本来已有限的新闻自由空间。
自从马华公会要收购南洋报业控股有限公司的消息传开后,来自民间的反对声浪一波接一波地来,抵制南洋的呼声此起彼落,超过300个华团相继加入联署要求马华悬崖勒马,甚至马华公会的一些领袖(主要是当时B队成员1)和基层党员也反对。期间催生了“反对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其后,由八大华商组成的财团也向马华献议收购南洋报业。
一开始,马华总会长林良实声称马华不干预此收购行动,因为这纯粹是一种商业交易,一切买卖决定将交由华仁控股的专业队伍处理。吊诡的是,他后来却于5月23日紧急召开马华会长理事会会议,通过投票以12票同意对3票弃权,议决支持收购南洋报业。
与此同时,另有内幕消息指出南洋报业的竞争对手 ── 《星洲日报》的老板张晓卿也有份勾结马华公会参与该收购行动,而刚巧林良实当时也透露说将寻找一位“策略伙伴”一起合作办报。也无独有偶,张晓卿旗下的《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在那段非常时期也并没有报导此项关乎公众利益的“政党收购报业”新闻,直至5月29日才发表声明并没有涉及在收购南洋报业的计划里头。在此之前,已经有40位时事评论人(后来马华确定收购后,增加至90多人)于5月26日联合声明将停止供稿给国内4大报章2,直至马华放弃收购南洋报业以及拥有《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的常青集团否认涉及收购传闻为止。
2001年5月28日,华仁控股成功收购南洋报业控股。当天下午,不少在南洋报业旗下的《南洋商报》和《中国报》任职的职员挺身而出,一起系上“黄丝带”站出来示威抗议马华公会入主南洋报业,表达捍卫新闻自由的决心。这举动获得许多华团、评论人、社会人士的鼎力支持,这股反对力量最终酝酿成以“黄丝带”为标志的“反对政党收购报业”运动,甚至有人认为此运动不亚于一九九八年安华事件发生之后掀起的“烈火莫熄”改革运动,堪称为华社的“烈火莫熄”运动。后来,马华收购南洋报业的事件也称作“528报变事件”。
另有人分析说,马华之所以执意要收购南洋报业乃当时的首相马哈迪的意思,因为后者不满《南洋商报》在2000年11月鲁乃州议席补选期间大幅度对“宏愿学校”和“诉求事件”两课题煽风点火,最终导致国阵在该传统强区流失许多华人选票,并最终导致国阵以530票微差落败,马哈迪因而决定加强管制华文报的力度,遂指示马华收购南洋。
大家怎么说?
《南洋商报》从此成为党报?
问:华社都担心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后将插手干预与控制《南洋商报》和《中国报》的新闻编务作业。你怎么说?
马华公会总会长拿督斯里林良实医生:
“人们不应贸贸然对华仁控股收购南洋报业控股集团一事下定论。这只不过是个纯粹的商业交易,我们知道本身在政治上应采取怎样的态度,我们不会干预《南洋商报》的运作,况且马华已通过办理英文《星报》显示我们不会干预报业的运作,反而让它自由发展。”
独立新闻从业员组织(KAMI)发言人阿末鲁菲:
“媒体业者与股权持有人,将能以更仔细及隐秘的方式,对媒体的编务方针进行管制。这对于读者或公众利益来说,肯定是一项损失。执政党不只通过所控制的媒体,宣传政党或政治领袖的公式言论,进而扭曲反对党的言论;在必要时,也将掩饰政治人物滥权与贪污的行为。在发生政治权力斗争时,有者更有媒体以丑化敌对阵营。这些情况在马来文与英文报章,尤其明显。”
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沁:
“无论马华的高层领导如何辩称他们将会维持被收购的华文报的独立性,但是在显示的操作中,这是很难实践的。试问哪个老板会容许其控制的媒体公开批评他呢?马华所控制的英文《星报》在内容上的偏袒就是最好的例子。此外,马华的副内政部长向来就是扮演华文报的监督者和约束者的角色,试想,这两家被收购的华文报将来岂不受到双重约束?”
前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会长朱自存:
“新闻工作者不能违反老板的政治立场,不能违反老板的商业利益;当有关立场与利益和新闻自由发生冲突时,新闻工作者最后的自由是:递上一封辞职信!”
决定停止供稿给四大报的40 位评论人:
“我们,一群华文报的评论人,对于马华公会策划通过华仁控股收购南洋报社并控制《南洋商报》、《中国报》以及其他14份刊物,深感愤怒与哀伤。华仁控股已经拥有《星报》。此次收购如果成功,不仅是马来西亚媒体的进一步集团化,恶化垄断性局面;更意味着华文报传统上的相对独立与自主的终结。
过去《通报》在马华掌控后沦为政党喉舌而被读者与广告离弃以致最后倒闭,前车可鉴。唇亡齿寒,一旦《南洋商报》与《中国报》沦为党营报章,其他华文报必然蒙受更大政治干预,同时再无市场竞争敦促其提升和维护新闻专业表现。过去华文报站在国家与族群利益仗义直言的声音将成绝响。
更令人不安的是,第一大报《星洲日报》被传与马华公会联手,涉及收购18%南洋报社的股份,意味着四家主要华文报都将归于一统,言论与新闻空间必然更进一步萎缩。我们遗憾的是,这两家报章(《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不仅没有否认有关传闻,反而以“不干涉他报内政”为由拒绝刊登反收购的新闻和言论。此事关系华社与国家的新闻、言论自由,绝不是《南洋商报》或《中国报》家事,公众应有权利知道真相。”
张晓卿涉及在案?
问: 有内幕消息传说张晓卿拥有的常青集团与马华公会联手收购南洋报业集团,因此《星洲日报》自马华欲收购南洋报业的消息传开后整整一个多星期没报导关乎此华社利益的新闻,是一种出卖华社的行为。一群评论人也因此而停止供稿给国内四大报,包括《星洲日报》。你怎么说?
长青集团老板张晓卿:
“我怎么可能出卖华人利益?一九八八年,《星洲日报》被当局要求停刊,濒临倒闭,《星洲日报》高层全马奔走,寻找买主不果,我本着维护中华文化的热忱,毅然投下巨资经营,挽狂澜于既倒,两年后扭亏为盈。
报纸,是一种文化事业,不能视为赚钱的工具,为了更好的回报社会和读者,(《星洲日报》)领导层遂将所有的盈余再投资,创办花踪文学奖,凝聚全球华人的创作灵感,也广获全球华人的支持。
此外,《星洲日报》每年在全马各地举办不下两百项推广文化的活动。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不但无视于我和《星洲日报》同仁十余年来热心维护华社利益的记录,反而抹黑成出卖华人的利益。
长期以来,《星洲日报》都极少刊登竞争对手《南洋商报》的消息,尤其《南洋商报》是上市公司,事情没有定案之前,编辑部担心影响市场,所以进行严谨的查证。事实上,《星洲日报》一早就登了林吉祥披露马华将透过华人控股收购《南洋商报》的消息。
如果马华要我参与办报,我必须拥有最大的决策权,双方必须具备明确和共同的办报理念,让具有独立风骨及专业能力的人才出掌编辑部,不受政治势力左右。
如果说我要垄断华文报业,我最希望由优秀的中华文化来垄断报业,全力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唤醒东南亚的中华之魂。
他们(罢写抵制的文化人)其实是大马华人文化的母亲,但如今竟相信一个长期与他们合作创办花踪文学奖及其他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人会“出卖华人的利益”,这又叫人情何以堪?
对某些人而言,这事是已经设计好的议题,只是等待机会而已。一场单纯的商业竞争被扣上了政治帽子,使众多热血青年受误导。
我觉得真相不会永远被蒙蔽。我想起林肯总统说过:你可以在某个时候欺骗一些人,但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我相信大马华人及全球华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停止供稿给四大报的评论人之一周泽南:
一个报馆高层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跳槽到敌对报馆的现象难道是正常的吗? 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封锁新闻整整一星期的报章的“声明”吗?
时评家欧阳文风:
“南洋报业控股被马华公会通过其投资臂膀华仁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是对大马新闻业极恶极坏的打击。大马其他媒体(指《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竟然袖手旁观,甚至不惜打压民间所有反对收购的声音,公然剥夺老百姓知的权利,还自以为在行使从事新闻的权利,这是坏得不能再坏的现象!”
停止供稿给四大报的评论人之一冯久玲:
“历史告诉我们,听其言,不如看其行。英文也有一句:it is the walk,not the talk。少来些保证、诺言或连自己也不相信的梦话,提出事实给大家看。”
总结:
究竟是这群坚决系上黄丝带的人士危言耸听、杞人忧天、遭有心人利用,抑或是真的如他们所推测那般为华文报业暴风雨欲来之兆?是大马媒体业恶梦的开始?且看第二阶段的发展。
第二阶段
黄丝带再次飘扬
时过境迁,“528报变事件”发生5年之后的2006年10月17日,马华公会中委会同意让其控制的华仁控股子公司华仁管理有限公司,将南洋报业控股的21.02%股权脱售给张晓卿(右图)的益思私人有限公司(Ezywood Options Sdn Bhd)。
张晓卿在同年3月已经由其砂拉越注册公司Medigreen私人有限公司收购了南洋报业的20.44%股权。加上张晓卿名下的另两家公司早前收购的股份,即朝日报业私人有限公司控制的2.12%股权、张道赏控股私人有限公司的0.31%股权,合计张氏共掌控了南洋报业控股的43.89%股份,一跃而成为南洋报业的最大股东。
在此之前,张晓卿已经是星洲媒体集团的执行主席,是《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的老板,如今再加上刚收购的南洋报业控股旗下的《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张氏已经掌控了大马半岛华文报业市场中六家报纸的其中四家(另两家为《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这四家报纸总共占了大马华文报业市场总读者人数的86.59 %,《光华日报》和《东方日报》只各占大约9 % 及4 % 。这意味着张氏旗下的华文报总共掌握着251万读者的阅报角度。这对于马来西亚的新闻业发展可说是不健康的,因为大部分的人依然依赖平面媒体(尤其是报纸)获取资讯,而《光华日报》严格来说只属于区域性(槟城)的报纸,《东方日报》则刚创办不及四年,编采业务及销售网有待加强。更何况“印刷与出版法令”仍然存在的情况之下,让张晓卿的“策略伙伴”拥有绝对权力决定进入报业市场的商人。这一切有利于张氏的种种条件已让大马华文报业形成了“垄断”的局面出现。
由于出现“几乎所有(87%)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局面,因此关心大马媒体业发展的朋友担心,从此以后握着这“媒体篮子”的大亨,就决定了这篮子里的一切“媒体鸡蛋”的质量与价格。只要谁得罪张氏以及其“策略伙伴”有需要,读者就会与此人或团体的新闻绝缘。大家更不愿意见到的局面是:有一天,张晓卿在商业利益驱使下或政治压力逼压下把他所有的媒体事业都卖给巫统旗下的首要媒体集团3,届时所有媒体都归于巫统的“一统”政策下,华文报业也将失去过去一直以来的相对自主性与独立性,变得与英文报和马来文报无差别。
虽然在2002年至2006年张晓卿买下南洋报业之前,“黄丝带运动”仍然持续着,许多当初停止供稿给四大报的评论人依然坚持“不降格用武”原则,但此运动已随着时间流逝而渐渐从人们的记忆空间消逝了。但是,随着张晓卿控制四大华文报之后,激起了“黄丝带运动”的第二波浪潮。就这样,“黄丝带运动”赋予了新生命。 10月19日,47个公民团体及政党发表“政商联盟压缩媒体空间,媒体法律改革刻不容缓”廉署文告。10月27日,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与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联办“官商垄断媒体,华社如何自保”讲座(当然,只阅读四大报的读者无从得到此资讯),探讨媒体被政治力量与商业财团双重垄断的危机。
这一波最轰动大家的“黄丝带”活动莫过于11月3 日晚上7点,一群关心大马媒体业的大专生在全国《星洲日报》四个办事处,即位于八打灵的星洲日报总社、槟城、新山及关丹的星洲日报报馆,举行“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这一次,来自马大、博大、理大、工大、拉曼大学、新纪元学院等等在籍大专生及大专毕业生集合在各地《星洲日报》办事处,一起静坐请愿,并且准备好一份备忘录要交给张晓卿。现场虽然有拖格大罗里挡在门前,让这群大专生吃闭门羹,而且期间也受到警察先生的干扰,但这群年轻人仍然无畏无惧地揭竿起义,到底是什么让他们信念如此坚定,且看看这群青年朋友的声明:
“我们感谢星洲日报在过去70多年来,对华社所作出的贡献。无奈,商业利益不可驱驾于言论自由之上,媒体垄断,短期而言可为企业带来利润,长期而言,对华社影响深远,或许不是造就文化大业,而是促使文化走向单一,走向枯萎。我们觉得读者,作为消费者,必须要捍卫知情权的权利,才可以市场中选择价格最低廉、自己所喜爱的产品。我们知道任何形式的垄断,将促成商业市场的不健康竞争。更甚的是,媒体垄断,可能间接助长国家企业、私人巨企以及挣扎求存的小公司之间不健康竞争之风。”
12月1日晚上七点,约120位年轻朋友,系上黄丝带,出席了由一群对大马媒体业前景忧心忡忡的年轻人号召的“黄丝带之约:与马华领袖喝茶救媒体”交流会,与马华领袖(以马华青年团领袖为主)展开了两小时的对话。
12月28日,123位前《星洲日报》学记在“正义学记反垄断·有情学记救媒体”部落格联署发表〈《星洲日报》学记反垄断宣言〉。
纵观这第二阶段的“黄丝带”运动,参与“反对媒体垄断”的个人、团体似乎不比当年“反对马华收购南洋”的来得多,为何会这样?大家在当年不是已开始意识到政党或商家垄断媒体的恶果了吗?有人觉得张晓卿是要拯救南洋4,就好像当初救《星洲日报》那样,请大家不要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要被有心人利用;有人分析说有人、商家、团体由于不想开罪张晓卿而不敢联署表态支持“反对媒体垄断”;也有人说这就是媒体被垄断的后果,所有关于“反媒体垄断”的活动无法通过媒体传达给大众知道了(除了通过《东方日报》、《光华日报》或网上媒体,别无他法),而且四大报在这段期间不断为张氏并购南洋报业的行为说尽好话、涂脂抹粉,因而许多人(只看四大报的读者)也不觉得“壮大中文媒体网络”有问题。
在这“第二波黄丝带运动”中,且看看大家这一次又怎么说。
这一次,大家又怎么说?
垄断?不是垄断?
问:张晓卿掌控大马四大华文报属于 “垄断” 华文报业吗?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
反垄断人士误解了“垄断”的意思,才会认定张晓卿垄断报业。任何垄断皆以强势力量排除竞争者,封闭竞争空间,享受充分的利益和好处,鉴于星洲和南洋集团皆为上市公司、拥有各自的股东,且竞争是市场运作规律、新闻从业员也形成抗拒言论垄断的防线,因此,张晓卿一人掌控四家报纸不能算是垄断,也无法形成垄断的局面。
政治工作者吴健南:
“张晓卿也并未100%垄断中文报市场。什么才叫垄断?垄断定义仍难界定。我认为一个人拥有四份报纸不算垄断,因为我们还有《东方日报》可以提供不同源流的声音。”
经济者家、马来亚大学教授拉惹拉西亚(Raja Rasiah):
“垄断意指一方垄断整个市场,因此,张晓卿一人掌控四份报章,不算垄断,但却足以定义为“垄断式控制”(monopolistic control),有潜能带来一连串的恶果。你不能说他垄断,只能说他是中文报业的主要拥有者(dominant owner),掌控着这四家报纸的利益,有潜能决定六家报社之中的四家报社的编采内容。你可以说,这将在很多方面趋向于垄断。”
理科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查哈伦纳因(Zaharom Nain):
“严格来说,当然‘垄断’的定义是一个人或一个公司霸占整个市场,但是,当一个人拥有六家报社中的四家报社,占据超过80%市场,而剩下的两家报社又是小玩家,那么这想当然已经形成垄断式控制了。垄断或是垄断式行为,皆只是文字游戏,事实是,张晓卿已经主导了市场(dominate the market)甚至可说已垄断了市场(monopolise the market),恐会带来一连串的恶果。”
有损读者的利益?
问:一些关心大马媒体业的朋友担心张晓卿掌控四大华文报章后将有损广大读者的利益,你怎么说?
星洲媒体集团执行主席张晓卿:
“今天,我有幸参与南洋报业集团的办报事业。这是我先后参与《星洲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和北美三地《明报》、《亚洲周刊》等媒体之后,再一次投资在中文媒体。我们将以行动来证明我们积极参与华文报业承担发扬中华文化的意愿,我们希望继续壮大华文媒体事业,建构一个以华人为主的中文媒体网络,全力维护华人读者的权利,替他们立言请命,让这个社群的声音和观点能够传播下去,从而赢得别人的主意和尊重。
我们扩大媒体业的商务凝聚力量,目的是要加强华文传媒业的发声分贝,促使媒体业像一家经营完善的大企业得以永续发展,无疑就是为了更好的回馈社会,也是更好的为广大读者服务。
我们坚持办报理念:用人唯才,让具有报人风骨及专业能力的人才出掌编辑部,确保编务中立,不做一言传声筒,相对的,我们鼓励不同声音的激盪,进而迸擦出睿智的火花。
在世界传媒的合併风潮中存在一种现象,也成为一种趋势,那就是‘竞合’;相互既竞争,又融合。媒体的‘竞合’反映在业务上的兼并与整合;编务上的竞技与争鸣。同在一个集团化企业里,不同编辑部独立操作,各显神通,各施所长,发挥百家争鸣的精神。这种良性竞争状态一定提升彼此的竞争力,避免不必要的‘你死我活’恶性竞争,脱离血腥的红色海洋,开创蓝色商机,创造‘多赢’局面。”
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
“收购后南洋集团旗下报刊仍然是在各自的专业管理层的管理下独立运作,并没有因张晓卿收购而与《星洲日报》和《光明日报》合并或改变经营方式。”
《光明日报》总编辑叶宁:
“从一个人的过去可以了解他的现在,从他的现在可以预测他的未来(出自《毛泽东语录》),恳请读者不要预先判决张晓卿的诚意。从他所拥有的星洲集团的出色表现,读者应该对他有所期许,而不是仓促地给予负面的评价。”
美国传播政治学者Robert W. McChesney:
“媒体集中化所带来的媒体内容商业化,伤害的不只是新闻产业和专业,更是对民主和文化的负面影响。”
理科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查哈伦纳因(Zaharom Nain):
“控制有分资源分配控制(allocative control)和运作控制(operational control)两种;运作控制是类似编采操作等操作上的控制,资源分配控制则决定了资源的分配、职员职位。当一个人控制了两家报社集团,你很难看到对立局面的出现,比如两家由巫统控制的报纸不可能一家支持巫统,另一家支持回教党。”
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讲师傅向红:
“《星洲日报》攻击人,连指名道姓也不敢!它有没有树立值得遵从的典范?没有!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过去发的许多文告,它登的次数不超过三次,最近一次刊登,也只为了净化自己的形象。《星洲日报》刊登的文告,也删除了抨击张晓卿的段落!”
隆雪华堂执行长陈亚才:
“媒体垄断的恶果已显现出来了,这不是什么抽象的事,而是非常具体,只要细心翻阅各大报章就可以看到。比如翁诗杰说他坚持反收购的立场不变,但是主流媒体的报道突出的是‘脱售是好的’;沈慕羽的言论有两点,一即五年前的收购是错误的,二即他基于文化情感,呼吁大家不要打击南洋报业,但是,主流媒体和黄家定的引用却突出第二点,即沈慕羽呼吁大家不要打击南洋报业。”
人民公正党槟城丹绒区宣传部:
“非仅仅透过媒体并购才能维护读者权益,要维护读者权益应该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最高标杆,确保异议份子或与当权者、既得利者集团持不同立场的人士,拥有足够的发言空间。在南洋报业控股未被马华公会收购之前,两个旗鼓相当的报业集团,依然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将自我审查程度调至最低,通过新闻上的竞争,赢取读者的心,从而促进销量。如今两个大集团二合为一,在缺乏强力竞争、近乎垄断的情况下,一个令持异议的民间团体怯步的中文媒体霸权因而诞生,结果不仅是媒体本身自我审查,连这些团体因惧于遭到“封杀”而不敢直抒胸臆、自我审查,甚至放弃发言权,导致言论空间顿时萎缩、华团集体“失声”。如此一来,“张晓卿‘替他们(华人读者)立言请命’之说,最终将沦为空谈。”
媒体工作者刘敬文:
“无论文化的兴盛或民主社会的进程皆须自由独立的媒体共同达成。秦大一统以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不复见,我们担心中文报业大一统后新闻素质会走下坡,舆论会受到压制。”
专栏作家陈美萍:
“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再英明的领导人也会犯下致命的错误。极权国家永远告诉人类: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在不自由的垄断市场下,有意竞争者将永无机会进入市场,“异议”更是用不见天日,消费者面对剥削,尤其是知的权力的剥削,都可能无所知觉。
“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的发起人之一 余福祺:
“在检视了由张晓卿所掌控的四家本地中文报章(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及《光明日报》)在近5年来的编采作业后,我们发现:
1) 2003年,各大中文报对243英文教授数理方案“一个方案,四种表述,每一种表述都有谬误”,让中文报读者和广大的华社以为243英教数理方案对华社的母语教育权利没有危害。
2) 2006年,星洲日报《沟通平台》对民间站在前线反对华小校长贪污的家长进行人格抹黑,扣上“红卫兵”等帽子,让其他广大的家长因为误会被污蔑的反贪污人士,以致家长无法联合起来杜绝校长贪污的恶行。
3) 2006年,四大报业旗下的报章皆不能刊登马六甲猪农向社会人士申诉困境的广告。
4) 2006年,四大报在马六甲猪农困境事件爆发初期冷处理新闻,等到网络媒体把猪农受到州政府欺压而马华却坐视不理的新闻闹大后,才姗姗来迟的跟进报导。
5) 2006年,四大报起初不准刊登全国华小家长总会要求家长举报校长贪污事件的呼吁广告,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后,南洋以及中国仍然坚持不愿刊登,而星洲日报则在家长总会同意删除一些字眼后才能刊登。
6) 2003年,《星洲日报》动用2003年7月22日《星洲日报》的网上媒体《星洲互动》的《言论》版,以及隔日2003年7月23日《星洲日报》的印刷报章,用社论为当时深受黑金政治传闻困扰的黄家定“漂白”。黄家定有无涉及黑金政治应由警方和法庭来定夺,可是号称“大报”的《星洲日报》越俎代庖动用社论为黄家定个人“漂白”,不但功能错位,还玷污了社论针砭时弊的功能。
张晓卿,乃至刘鉴铨要如何说服广大的读者,被张晓卿垄断后的中文报业不会更肆无忌惮的封锁不利其策略伙伴马华的新闻和评论文章呢?
不要告诉我星洲日报和其他三大报章皆受到恶法的限制和国安部的“关照”,以致被迫违背客观报导新闻的专业守则,难道东方日报就没有被恶法钳制和被国安部威吓吗?可是为什么东方日报都能做到刊登以上被四大报自我审查掉的新闻和广告呢?
是因为东方日报比较清高吗?我不这么认为。东方日报之所以会采用比较前卫的编采方针,是因为东方日报被迫透过揭露更多民间关心的议题来和以星洲日报为首的四大报竞争读者、消费群和广告商家。
我们信不过个人、我们信不过优秀的文化、我们信不过商人的经济理性、我们信不过还没开诚布公的交流就在己方的百万读者媒体上抹黑异见人士的报纸、我们也信不过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有没有徇私的一天,所以,我们需要在我们之中,在国家的公权力之间,还有媒体与媒体之间,建立起没有任何一方独大的监督制衡机制。
我们只相信制度,尤其是一个能够确保各中文报皆会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消费群和广告商家,而竞相打擦边球,报导更多民间关心的所谓“敏感议题”,揭露更多被当权者和利益集团掩盖之时弊的报业市场。”
后语:
能够耐心读至此的读者,相信在“兼听”各方说辞之后,相信都较清晰地掌握整个黄丝带运动的轮廓。该运动中孰是孰非;何者只动之以情,何者始终以理服人?事实胜于雄辩,各位一直有密切留意四大华文报自掌控于张晓卿以来的新闻报道的看官相信自有判断。
虽然张晓卿垄断大马四大华文报已成定局,但“黄丝带运动”仍然方兴未艾,全国的人民都正在密切留意马国境内的媒体业发展。马来西亚华文报业未来会演变成怎样的面貌?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大马媒体业生态发展最终会不会真如一些人猜测那样:由巫统的首要媒体集团控制完所有的媒体?黄丝带运动的后续进展是什么?这批毅然系上黄丝带的青年最终会的成功或成仁?这些答案都将于日后(可能是一年、几年、十年,甚至百年或以后)一一揭开帷幕。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另外,必须特别说明的是,以上所采用的言论的确是出自于当事人的,它们都散见于本人所参考的各种文献,而本人只不过是把重要论点抽取,再重新组合,绝无歪曲当事人当时表达的意思。这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短时间内对整个黄丝带运动的整体框架有个初步的把握而做的。当然,有兴趣更深一层了解、探讨与研究此运动的朋友,仍须参考其他正规文献,因为毕竟这只不过是的一个报告文学,并非严谨的学术论文。 鉴于此作是在仓促的情况下完成,难免会有疏漏、不足与错误之处,还请各位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曾维龙:《黄丝带飘扬:2006马来西亚反对媒体垄断运动实录》,马来西亚: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2007年。
古玉樑:《528: 南洋报变大揭秘》,吉隆坡:大众科技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陈漱石:《《华文报变天全记录》,雪兰莪:泊世出版社,2001年。
陈漱石:《华文报天变再记录》,雪兰莪:泊世出版社,2001年。
林德顺:《报殇》,雪兰莪:飞脚制作室,2001年。
朱自存:《纵观华报五十年──马来西亚华文报发展实况》,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
参考网站
http://www.wami528.com/
http://blog.yam.com/weilong_blog
http://antimediamonopoly.blogspot.com/
http://i-exchange.blogspot.com/
http://www.im.tv/myvlog/pressfreedom
http://www.merdekareview.com/
http:// www.malaysiakini.com/
http://erhc79.blogspot.com/
http://xueji-antimonopoly.blogspot.com/
Sunday, January 27, 2008
边缘化马华公会,由一封电邮开始。
如果你认同马华公会对华社来说早已经是irrelevant了,并且希望其他华社民众也能够清楚明白,马华公会的历史使命早在马来亚独立以后的首30年内已经完成;自那时候开始马华公会不仅仅成为马来西亚华社争取平等权益的负累,更成为马来西亚从威权政体转型成为民主和法治社会的绊脚石,那么请你不要再继续眼巴巴的看着马华公会“逃离政治”的务虚作风和“做戏多过做事”的沉沦文化继续拖累华社、拖垮国家,你必须付诸行动协助马华公会安详的走进历史,而不是阻住历史前进。
你可以做的事很多,但如果你即不想再看到马华继续沉沦,却又懒骨头的话,那没关系 ,你就帮忙传递信息予身边和远方的亲朋戚友,集众人之力来完成送马华一程的愿望好了。
这里是一个已经被图像化的文章 -- 《边缘化马华公会宣言》 ,作者是M仔,文章最初发表在《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2652)。
请通过电子邮件(email) ,把此图像转发给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同乡等等,并呼吁大家继续转发该电邮。
(请点击、下载以及通过电邮广发以上图像!)
边缘化马华公会,由一封电邮开始。
(转载自http://erhc79.blogspot.com/)
你可以做的事很多,但如果你即不想再看到马华继续沉沦,却又懒骨头的话,那没关系 ,你就帮忙传递信息予身边和远方的亲朋戚友,集众人之力来完成送马华一程的愿望好了。
这里是一个已经被图像化的文章 -- 《边缘化马华公会宣言》 ,作者是M仔,文章最初发表在《独立新闻在线》(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2652)。
请通过电子邮件(email) ,把此图像转发给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同乡等等,并呼吁大家继续转发该电邮。
(请点击、下载以及通过电邮广发以上图像!)
边缘化马华公会,由一封电邮开始。
(转载自http://erhc79.blogspot.com/)
Say No to the Spectre of May 13
If you endorse the statement below, please post this at your front page of the blog until Chew Mei Fun retracts her statement and apologize. [Click here for the Malay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Joint Statement.
JOINT PRESS STATEMENT BY CONCERNED MALAYSIANS ON 22 JANUARY 2008:
Say NO to the Spectre of May 13
- Chew Mei Fun MP must retract her fear-mongering statement and apologize
We, the undersigned civil society groups and concerned citizens of diverse ethnic, religiou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stress that all Malaysians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government in a free, fair and clean election. No individual politician or political party should resort to threats or intimidation to influence the voter’s decision.
We lament that Datin Paduka Chew Mei Fun, MCA MP for Petaling Jaya Utara, as reported in the China Press on January 21 (Monday), has conveyed this fear-mongering message to the public: “If there is insufficient Chinese representation in the Barisan Nasional, it is not a good 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cannot afford another May 13 incident.”
The May 13 ethnic riot in 1969 was a dark chapter in Malaysia’s political history where political violence and manipulation overshadowe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s well as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nvoking the bitter memories of this tragic incident for political gain is a huge insult to those who died, the surviving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This veiled threat to voters not to support the opposition parties is shameless and unbecoming of a responsible political leader.
If Chew is aware of certain quarters planning to use violence in response to a certain electoral outcome, she who has been speaking tirelessly on public safety should lodge a police report immediately and assist in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If she is merely speculating, we are truly disappointed that she has stooped so low in fishing for support. Politicians should not behave like gangsters. They should not use the threat of violence to solicit vote, as gangsters do to extort money.
By making this statement, Chew has in fact violated Section 9 (1) of the Election Offences Act 1954:
Undue influence
9. (1) Every person who, before, during or after an elec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himself or by any other person on his behalf, makes use of or threatens to make use of any force, violence, or restraint, or inflicts or threatens to inflict, by himself or by any other person, any temporal or spiritual injury, damage, harm, or loss upon or against any person in order to induce or compel such person to vote or refrain from voting, or on account of such person having voted or refrained from voting, at any election, or who by abduction, duress, or any fraudulent device or contrivance impedes or prevents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 franchise of any elector or voter, or thereby compels, induces, or prevails upon any elector or voter either to give or refrain from giving his vote at any election, or who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terferes or attempts to interfere with the free exercise by any person of any electoral right shall be guilty of the offence of undue influence.
While waiting for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and lodge a police report, we call upon Chew to do the honorable thing. She should retract her statement and apologize unreservedly for her fear-mongering act. She must condemn unreservedly the use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Malaysia.
Voters must be assured of their right to vote for any candidate or party of their choice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s free from fear and intimidation.
We also call upon the Prime Minister Dato’ Seri Abdullah Badawi to disassociate his administration and party from Chew’s fear-mongering statement and condemn unreservedly the use of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on voters.
We must not let Malaysia become a failed state where political violence rules, like Pakistan. We must not allow any party to ‘play with fire’. We categorically reject anyone who uses the spectre of May 13 as a bogeyman to threaten Malaysians.
All individuals or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in support of democracy may endorse this statement by displaying a copy of this statement on their premises, vehicles or the front page of their blogs or websites, until Chew retract the statement and apologizes.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1. Group of Concerned Citizens (GCC)
2. SOS Penang
3. 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
4. Jaringan Rakyat Tertindas (JERIT)
5. Parti Sosialis Malaysia (PSM)
6. Malaysia Youth and Students Democratic Movement (DEMA)
7. Labour Resource Centre
8. Pusat Komunikasi Masyarakat (KOMAS)
9. Civil Rights Committee, KL-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CRC-SCAH)
10. 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CIJ)
11. Unit Pemikiran Politik, Institut Kajian Dasar (UPP-IKD)
12. Malaysian Voters Union (MALVU)
13. Research for Social Advancement (REFSA)
14. Citizen Think Tank
15. Artisproactiv(APA)
16. Suara Rakyat Malaysia (SUARAM)
17. Youth For Change (Y4C)
For group endorsement, please email Medaline Chang at medster@gmail.com.
JOINT PRESS STATEMENT BY CONCERNED MALAYSIANS ON 22 JANUARY 2008:
Say NO to the Spectre of May 13
- Chew Mei Fun MP must retract her fear-mongering statement and apologize
We, the undersigned civil society groups and concerned citizens of diverse ethnic, religiou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stress that all Malaysians have the right to choose their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government in a free, fair and clean election. No individual politician or political party should resort to threats or intimidation to influence the voter’s decision.
We lament that Datin Paduka Chew Mei Fun, MCA MP for Petaling Jaya Utara, as reported in the China Press on January 21 (Monday), has conveyed this fear-mongering message to the public: “If there is insufficient Chinese representation in the Barisan Nasional, it is not a good 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cannot afford another May 13 incident.”
The May 13 ethnic riot in 1969 was a dark chapter in Malaysia’s political history where political violence and manipulation overshadowe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s well as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nvoking the bitter memories of this tragic incident for political gain is a huge insult to those who died, the surviving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This veiled threat to voters not to support the opposition parties is shameless and unbecoming of a responsible political leader.
If Chew is aware of certain quarters planning to use violence in response to a certain electoral outcome, she who has been speaking tirelessly on public safety should lodge a police report immediately and assist in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If she is merely speculating, we are truly disappointed that she has stooped so low in fishing for support. Politicians should not behave like gangsters. They should not use the threat of violence to solicit vote, as gangsters do to extort money.
By making this statement, Chew has in fact violated Section 9 (1) of the Election Offences Act 1954:
Undue influence
9. (1) Every person who, before, during or after an elec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himself or by any other person on his behalf, makes use of or threatens to make use of any force, violence, or restraint, or inflicts or threatens to inflict, by himself or by any other person, any temporal or spiritual injury, damage, harm, or loss upon or against any person in order to induce or compel such person to vote or refrain from voting, or on account of such person having voted or refrained from voting, at any election, or who by abduction, duress, or any fraudulent device or contrivance impedes or prevents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 franchise of any elector or voter, or thereby compels, induces, or prevails upon any elector or voter either to give or refrain from giving his vote at any election, or who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terferes or attempts to interfere with the free exercise by any person of any electoral right shall be guilty of the offence of undue influence.
While waiting for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to investigate and lodge a police report, we call upon Chew to do the honorable thing. She should retract her statement and apologize unreservedly for her fear-mongering act. She must condemn unreservedly the use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Malaysia.
Voters must be assured of their right to vote for any candidate or party of their choice in an environment that is free from fear and intimidation.
We also call upon the Prime Minister Dato’ Seri Abdullah Badawi to disassociate his administration and party from Chew’s fear-mongering statement and condemn unreservedly the use of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on voters.
We must not let Malaysia become a failed state where political violence rules, like Pakistan. We must not allow any party to ‘play with fire’. We categorically reject anyone who uses the spectre of May 13 as a bogeyman to threaten Malaysians.
All individuals or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in support of democracy may endorse this statement by displaying a copy of this statement on their premises, vehicles or the front page of their blogs or websites, until Chew retract the statement and apologizes.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1. Group of Concerned Citizens (GCC)
2. SOS Penang
3. Writers Alliance for Media Independence (WAMI)
4. Jaringan Rakyat Tertindas (JERIT)
5. Parti Sosialis Malaysia (PSM)
6. Malaysia Youth and Students Democratic Movement (DEMA)
7. Labour Resource Centre
8. Pusat Komunikasi Masyarakat (KOMAS)
9. Civil Rights Committee, KL-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CRC-SCAH)
10. Centre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CIJ)
11. Unit Pemikiran Politik, Institut Kajian Dasar (UPP-IKD)
12. Malaysian Voters Union (MALVU)
13. Research for Social Advancement (REFSA)
14. Citizen Think Tank
15. Artisproactiv(APA)
16. Suara Rakyat Malaysia (SUARAM)
17. Youth For Change (Y4C)
For group endorsement, please email Medaline Chang at medster@gmail.com.
[致马华周美芬议员] 胜选靠苦功,不靠恐吓!
对513幽灵说不!
- 周美芬国会议员必须收回恐吓性言论并道歉
我们,代表多元族裔、宗教、文化背景的公民社会团体与关心国事的公民,强调所有马来西亚人都有权,通过自由、公平与干净的选举,推选民意代表和政府。没有任何政治人物或政党能够诉诸威胁或恐吓手段来影响选民的选择。
我们深感遗憾,马华党籍的八打灵再也北区国会议员周美芬小姐,如1月21日(星期一)《中国报》所报道,竟然对公众传达如此散布恐惧的言论:“若没有足够华裔代表在国阵,并非好事,华社已承担不起另一次513事件。”
1969年的513族群暴乱的确是马来西亚政治史上黑暗一页,因为政治暴力和权谋篡夺了选民的民主选择。为了政治目的而召唤513事件的惨痛回忆,是对悲剧中所有死难者、幸存者以及家属的严重不敬。以暗示513的重演来警告选民不得支持在野党更是无耻,绝非负责政治人物所应采取的手段。
如果周议员掌握情资,知道的确有人准备策划政治暴力,来回应特定的选举结果,畅言公共安全的她,应该立刻向警方报案,并协助警方调查。
反之,如果周议员只是凭空臆想,我们感到真心失望,因为她竟然为了钓取选票而如此自甘堕落。政治人物不是黑社会分子。他们不能像黑社会分子以威迫手段榨取金钱的方式骗取选票。
周议员的言论,事实上已触犯《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第9(1)条文“不当影响”
9.1.在选举之前、期间或之后,直接或间接,本身或通过他人代表,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任何武力、暴力,或胁制,或由本身或他人造成或威胁造成对任何个人在尘世或来世的伤害、破坏、危害、损失,以便诱使或迫使有关人士在任何选举中投票或不投票,或者基于有关人士在任何选举中投票或不投票的缘故;或者通过绑架、威胁、舞弊工具或阴谋,妨碍或阻止任何选民自由行使投票权,或者借此迫使、诱使、凌驾任何选民,以便在任何选举中给予或不给予其选票;或者直接或间接干预,或企图干预任何人自由行使任何选举权利;每一个作出以上行为者,将犯上不当影响的罪行。
在等待选举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报警的同时,我们呼吁周议员知错能改,亡羊补牢。她应该立即收回上述言论,并且为散布恐惧毫不保留地道歉。她必须毫不保留地谴责在马来西亚的任何政治暴力。
选民必须得到保证,他们可以在无畏无惧的环境中行使选举权,支持任何政党或候选人。
我们也呼吁首相阿都拉巴达维,清楚表明阿都拉政府与国阵,与周议员威吓选民的言论划清界线;并且毫不保留地谴责任何对选民的威胁与恐吓
我们不能让马来西亚变成像巴基斯坦一样政治暴力横行的“失败国家”。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人玩火。我们必须明确拒绝任何人利用513幽灵恐吓马来西亚公民。
所有热爱民主的个人,可以把这项声明展示在您的产业、交通工具或网页上,作为联署行动,直到周议员收回上述言论并道歉为止。
各位网友,您能够为公平与和平的选举尽一份力。你需要做的只是:将以下3语文告(点击3语文告)张贴在您的部落格、个人网站或论坛上,并通过电邮广泛转发。
各位,我们不仅应该谴责任何人士企图通过恐吓选民来捞取选票的做法,更必须杜绝这种极度不健康的政治文化。
倘若我们继续姑息任何形式的威吓竞选手段,让发出耸动言论的政客轻易当选,我们其实是在间接的向其他候选人传达一种极其扭曲的政治信息:即是,胜选可以不靠苦功,单靠5年一次的投机和“恐吓”就足够了!
试想想,如果所有政治人物纷纷有样学样、食髓之味,让选举竞逐不只仅得个“讲”字,还可以加上一个“吓”字来催票,50年以后,您我的子孙仍将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是在大选来临的时候!
- 周美芬国会议员必须收回恐吓性言论并道歉
我们,代表多元族裔、宗教、文化背景的公民社会团体与关心国事的公民,强调所有马来西亚人都有权,通过自由、公平与干净的选举,推选民意代表和政府。没有任何政治人物或政党能够诉诸威胁或恐吓手段来影响选民的选择。
我们深感遗憾,马华党籍的八打灵再也北区国会议员周美芬小姐,如1月21日(星期一)《中国报》所报道,竟然对公众传达如此散布恐惧的言论:“若没有足够华裔代表在国阵,并非好事,华社已承担不起另一次513事件。”
1969年的513族群暴乱的确是马来西亚政治史上黑暗一页,因为政治暴力和权谋篡夺了选民的民主选择。为了政治目的而召唤513事件的惨痛回忆,是对悲剧中所有死难者、幸存者以及家属的严重不敬。以暗示513的重演来警告选民不得支持在野党更是无耻,绝非负责政治人物所应采取的手段。
如果周议员掌握情资,知道的确有人准备策划政治暴力,来回应特定的选举结果,畅言公共安全的她,应该立刻向警方报案,并协助警方调查。
反之,如果周议员只是凭空臆想,我们感到真心失望,因为她竟然为了钓取选票而如此自甘堕落。政治人物不是黑社会分子。他们不能像黑社会分子以威迫手段榨取金钱的方式骗取选票。
周议员的言论,事实上已触犯《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第9(1)条文“不当影响”
9.1.在选举之前、期间或之后,直接或间接,本身或通过他人代表,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任何武力、暴力,或胁制,或由本身或他人造成或威胁造成对任何个人在尘世或来世的伤害、破坏、危害、损失,以便诱使或迫使有关人士在任何选举中投票或不投票,或者基于有关人士在任何选举中投票或不投票的缘故;或者通过绑架、威胁、舞弊工具或阴谋,妨碍或阻止任何选民自由行使投票权,或者借此迫使、诱使、凌驾任何选民,以便在任何选举中给予或不给予其选票;或者直接或间接干预,或企图干预任何人自由行使任何选举权利;每一个作出以上行为者,将犯上不当影响的罪行。
在等待选举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并报警的同时,我们呼吁周议员知错能改,亡羊补牢。她应该立即收回上述言论,并且为散布恐惧毫不保留地道歉。她必须毫不保留地谴责在马来西亚的任何政治暴力。
选民必须得到保证,他们可以在无畏无惧的环境中行使选举权,支持任何政党或候选人。
我们也呼吁首相阿都拉巴达维,清楚表明阿都拉政府与国阵,与周议员威吓选民的言论划清界线;并且毫不保留地谴责任何对选民的威胁与恐吓
我们不能让马来西亚变成像巴基斯坦一样政治暴力横行的“失败国家”。我们不能允许任何人玩火。我们必须明确拒绝任何人利用513幽灵恐吓马来西亚公民。
所有热爱民主的个人,可以把这项声明展示在您的产业、交通工具或网页上,作为联署行动,直到周议员收回上述言论并道歉为止。
各位网友,您能够为公平与和平的选举尽一份力。你需要做的只是:将以下3语文告(点击3语文告)张贴在您的部落格、个人网站或论坛上,并通过电邮广泛转发。
各位,我们不仅应该谴责任何人士企图通过恐吓选民来捞取选票的做法,更必须杜绝这种极度不健康的政治文化。
倘若我们继续姑息任何形式的威吓竞选手段,让发出耸动言论的政客轻易当选,我们其实是在间接的向其他候选人传达一种极其扭曲的政治信息:即是,胜选可以不靠苦功,单靠5年一次的投机和“恐吓”就足够了!
试想想,如果所有政治人物纷纷有样学样、食髓之味,让选举竞逐不只仅得个“讲”字,还可以加上一个“吓”字来催票,50年以后,您我的子孙仍将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是在大选来临的时候!
Subscribe to:
Posts (Atom)